“敦煌守护神”常书鸿

          

  文/ 章琳

 

远赴法国 初识敦煌

  常书鸿1904年出生于浙江杭县(今杭州)一个旗人家庭,辛亥革命后家道中落。自幼对艺术尤其是绘画有着浓厚兴趣的常书鸿,高小毕业时,因家境困难,遵从父命,报考了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电机科。他对绘画念念不忘,入学不久,便改选了与绘画有关的染织专业。1923年毕业后,他凭借着优异的学习成绩留校负责校办工厂的管理和美术教学工作。在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之余,他刻苦自学法语,希望有朝一日能去法国深造,学习西洋画。

 

 

  1927年,常书鸿自费赴法留学。他被分配到里昂国立美术学校学习绘画及图案染织。1930年,常书鸿以第一名的成绩提前升入油画系,两年后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继续深造,1936年毕业回国。留学10年间,常书鸿的绘画天赋得到了充分展现,许多油画作品获奖,其中《葡萄》被当时法国教育部次长亲自选定收归法国国有,《沙娜画像》被巴黎近代美术馆收藏,《裸妇》被法国政府收藏于里昂国立美术馆。国画大师徐悲鸿参观常书鸿的个人画展时赞叹不已。

  也是在法国,常书鸿生平第一次接触到敦煌艺术,并为之着迷。那是毕业前夕的一天,常书鸿在塞纳河畔的一个旧书摊偶然发现了一部由6本小册子装订而成的《敦煌石窟图录》,内有1907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石窟中拍摄的敦煌千佛洞壁画和雕塑图片300余幅,这些1000多年前的创作深深震撼了常书鸿。那遒劲奔放的笔触、气势雄伟的构图、栩栩如生的人物,都让他感到不可思议。第二天,他专程前往吉美博物馆参观敦煌绢画展览,兴奋之余,又深感自责:此前自己一直是西洋艺术的崇拜者,言必称希腊罗马,而对在西方引起轰动的如此灿烂辉煌的祖国文化瑰宝,却全然陌生,这是何等的无知!此时的常书鸿,决心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回到祖国,走进那蕴藏着丰富民族艺术遗产的敦煌宝库,用自己的一生去研究、保护、传承。

 

立志保护 辗转到达

  1936年,常书鸿回国,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等待时机实现西去敦煌的愿望。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政局动荡,西去的计划一再搁浅。直到1942年,围绕河南洛阳龙门浮雕被奸商倒卖事件,重庆文化界进步人士就敦煌石窟历次被大肆劫掠和破坏的问题,向国民政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形势所迫,国民政府教育部迅即筹备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作为研究和保护敦煌艺术的专门机构。常书鸿被聘请为副主任委员。但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只拨付了一笔非常有限的经费,此外再没有任何其他实质性的支持和帮助。常书鸿倾己所有,靠办画展、卖家具、当行李,自筹了大部分款项。1943年2月,常书鸿等一行6人冒着严寒乘着一辆破旧的汽车,从兰州出发,沿古代丝绸之路西行,踏上了一生难忘的敦煌征程。由于汽车破旧,仅需半个月的路程,他们却走了一个多月,于1943年3月抵达安西(今瓜州县)。一路的颠簸让自幼生长在江南富庶之地的常书鸿目睹了大西北的辽阔、荒凉与贫瘠。

  安西是汽车行程的最后一站,经过又一程艰苦的长途跋涉,常书鸿一行终于到达了盼望已久的敦煌莫高窟。一进入莫高窟,常书鸿就被这座巨大的艺术宝库深深吸引,陶醉于它的瑰丽,流连忘返。从艺术天堂回到现实,常书鸿和他的同事们需要面对不计其数的生活和工作上的困难。

 

鞠躬尽瘁 守护国宝

  1943年3月24日,常书鸿等6人在千佛洞中寺破庙的土炕上进第一顿晚餐,拉开了他们敦煌生活的序幕。最先面对的难题是洞窟清沙。由于年久失修,无人管理,不少洞窟已被流沙淹没。要进入洞内工作,就必须清除这些流沙。这对经费紧张的常书鸿来说,清除流沙所需的300万元简直是天文数字。他们只能自己动手,加上雇佣少量民工,前后用了两年时间才把流沙清除。第二个难题是筑墙。需要建造一堵两公里长的围墙把石窟群围起来,用来防止风沙侵袭和人畜破坏,然而要想在戈壁滩上修筑这样一堵围墙,实在难以做到。常书鸿反复研究筑墙方法,并坚持与当地政府多次交涉。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与当地政府派来的民工一起起早贪黑忙了50多天,攻克了这道难题。

  随着研究和保护工作的开始,越来越多的困难摆在了他们面前。最先面临的就是解决到达高处洞窟的“交通问题”。洞窟分布高低错落、鳞次栉比,上下最多有5层。他们没有长梯子,攀登工具是在一根长的杨树椽子上每隔30公分钉上一个短木棍制成的“蜈蚣梯”,在没有通道可行的洞窟间爬上爬下。有一次,常书鸿和几名工作人员就经历了一场虚惊。他们用“蜈蚣梯”爬入洞窟,完成工作后,正准备下来时,不慎将梯子碰倒,大家被困在洞中,上不着顶下不着地。必须想办法出去,其中一位稍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在观察了四周的情况后,说:“如今只有从崖头爬陡坡上山顶,很危险,好在路不长,只有一二十米。”说完小心翼翼地向上爬去。常书鸿也不甘示弱,试着跨了几步,脚下的砾石使他站立不稳,险些摔了下去。爬上山顶的工作人员叮嘱大家待在原地,立即下山取来绳子,把大家拉到了山顶。

  这些挫折与苦难,并没有击退他们弘扬民族文化的信念。用常书鸿自己的话说:“如果认为在敦煌工作是犹如‘徒刑’的话,那么即使是‘无期’我也在所不辞。因为这是我多年梦寐以求的工作和理想,也正是这种理想使我能够在多种困难和打击面前不懈地坚持下来。”

  1944年秋天,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批准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任所长。他把全部的精力都倾注于敦煌艺术。正当清理修复工作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接二连三的打击接踵而至,常书鸿的妻子忍受不了艰苦、寂寞,不辞而别,留下一双年幼的儿女。1945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突然宣布撤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一时间,命运又将他置于抉择的路口。他本可以遵从命令返回内地,重新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想到撤离之后失去保护的敦煌将会重新遭受破坏与盗劫,即便回去也会终日寝食难安,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留下。常书鸿以己之力艰难地维持着研究所的存继,坚持进行研究工作。他说:“我们的工作本来就是全凭自己的力量干起来的,研究所的撤销或不撤销,实际意义不大。”

 

排除万难 发扬光大

  常书鸿一方面给于右任等政要写信,力陈研究敦煌文化的重要性,希望得到支持;另一方面,他带领大家节衣缩食,按原计划工作。

  不久,重庆举办的首批敦煌千佛洞壁画摹本展览传来佳音:展览反响很大,得到了包括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和大后方进步文化人士的支持和赞扬,这对于困境中的常书鸿来说是莫大的鼓舞,敦煌艺术研究所也因此名扬中外。

  抗战胜利后,“中央研究院”准备接管敦煌艺术研究所,并汇来一笔经费。正当常书鸿准备重整旗鼓大干一番之际,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一些同事已无心再待在这个荒凉之地,想要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常书鸿面临着散伙的困境。对此,常书鸿默默发誓:“我决不能离开,不管任何艰难险阻,我与敦煌艺术终生相伴!”

  1947年,一批重庆艺术专科学校的毕业生来到敦煌,其中就有后来成为常书鸿第二任妻子的李承仙。根据实际的人力,常书鸿把人员分组,分工合作,艰苦努力,完成了大量的工作,并从中选出500多幅壁画摹本在全国各大城市巡回展出。

 

1948年2月21日,常书鸿关于呈请拨款在国内外举办敦煌艺术巡回展事项致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杭立武的信函

 

  1949年9月,敦煌解放。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归属中央人民政府,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任所长。为配合抗美援朝,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央人民政府决定由敦煌文物研究所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联合主办一场题为“敦煌文物展览”的大型文化展览。此次展览规模宏大,社会反响热烈,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全国各报刊纷纷撰文予以报道,介绍敦煌文物艺术。周恩来总理评价说:“通过看你们精心摹制的临本,使我如同到敦煌石窟中去了一样,大开眼界。你们多年来在沙漠中艰苦劳动是值得称道的。”经过10多年的努力,至1960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共临摹了各时代的壁画代表作品1300余平方米,在国内外举办展览30余次,受到国内外艺术家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1966年是敦煌莫高窟1600周年纪念,常书鸿计划通过举办大型展览,召开纪念会,以及编辑整理一套介绍敦煌的书籍,呈现这20多年来的工作成果。正当一切准备就绪之际,“文革”开始了,计划被迫终止。

  1994年6月23日,90岁高龄的常书鸿带着对祖国、对敦煌的无限眷恋与世长辞。

  常书鸿将一生贡献给了敦煌艺术。50余年中,他和同事们修复、临摹了大量壁画,搜集、整理了大批流散文物,撰写了众多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唤醒了大众对中国传统艺术的认识。常书鸿不愧为传承敦煌艺术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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