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云馨
1930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以下简称“国民党党史会”） 在南京成立，成为保存国民党党史的最高机构。首任主任委员邵元冲，从孙中山机要秘书到蒋介石股肱之臣，亲历了国民党的成立与发展，为保存国民党党史奠定了基础。然而，就在国民党党史会事业初展之 际，这位国民党第一任“史官”，却倒在了血泊之中……
少年书生志气虹
邵元冲（1890—1936),初名骥，字翼如，浙江绍兴人。自幼酷爱读书，尤其是史书。他在《治学自叙》中回忆：“十龄读《史记》，大爱好之。”小小年纪，邵元冲就开始筹划未来，他告诉母亲，“以后想专门研究历史，学司马迁、班固和司马光”，立志做一名史学家。
清朝末年，民主革命思想已广为传播，浙江杭州尤开风气之先。邵元冲受《汉帜报》《醒狮日报》《民报》等新式进步报刊影响，民主革命思想在心中悄然萌芽。他开始关心时局，召集同窗好友在乡中设立广智学会，与志同道合人士研究民族思想，谈论经世治国之道，结识了蔡元培、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志士。
1906年，邵元冲考入浙江高等学校，与后来的蒋介石“文胆”陈布雷、报界名人邵飘萍成为校友，并称浙高“二邵一陈”。在校期间，邵元冲博览《天文歌略》《盛世危言》《泰西新史》等古今中外历史、地理著作，知识领域、人生视野得到扩展。“他那时也只有十六七岁，课余叙谈，在少数同学围坐中间，谈历史、谈时局、谈军事，无不表示他颠覆满清，复兴民族的志愿。”陈布雷在《我所认识的邵翼如先生》忆文中，对这位少年老成、胸怀大志的同学印象深刻。此时的邵元冲，不再满足于做一名治史学者，转而倾心革命事业，经蔡元培介绍，加入同盟会。
在东京振武学校留学期间，21岁的邵元冲谒见了正在海外奔走革命的孙中山。中山先生赏识邵元冲为人敬谨缜密，朝夕与会，商议国事。
翊赞中枢二十载
辛亥革命胜利后，邵元冲随孙中山回国，主持上海《民国新闻》报。1913年，国民党元老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主犯应桂馨等人隐匿租界。邵元冲曾任地方法院审判厅庭长，有一年法官经验。他依据法律在报上发表特稿，力陈租界当局处置失当，民众纷纷支持应和。租界当局最终迫于舆论压九将主犯引渡归案，促使“宋案”真相大白。
“二次革命”失败，《民国新闻》被迫停刊。邵元冲追随孙中山逃亡日本，以私人秘书身份协助组建中华革命党。1917年，孙中山担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邵元冲因文笔典雅凝重，担任大元帅机要秘书。1919年，孙中山在东京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邵元冲再任机要秘书，参与起草国民党总章、规约和通则。
时局暂定，邵元冲稍稍松一口气。在孙中山的支持下，邵元冲赴哥伦比亚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游学，修读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课程，代表孙中山视察了海外党务。5年后回国，在孙中山亲笔拟定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及候补执行委员名单中，邵元冲名列首位。此后，邵元冲接连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代主任，粤军总司令部少将秘书长，党内地位急速上升。
1924年11月，邵元冲最后一次作为机要秘书，陪同孙中山北上与段祺瑞政府谈判。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北平，邵元冲与孙科、汪精卫、戴季陶等9位党内要员同伺在侧，作为遗嘱见证人之一，受命签名于总理遗嘱，可见其党内地位之重。
随着国民党内新旧“右”派合流，旧“右”派邵元冲逐渐受新“右”派蒋介石拉拢。1926年，邵元冲应蒋介石邀请南下广州，出任中央青年部部长。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浙江，邵元冲就任杭州市政厅厅长（后改称市长）。他融贯中西，设置杭州市参事会，颁布兴办自来水、设游民习艺所、浚理西湖水道等便民兴革，为杭州初期城市规划和民主政治建设作出一定贡献。
“二次北伐”胜利后，邵元冲调任立法院委员。
党史会首任主官
为了总结国民党党史，1929年，国民党三届一中全会决定在国民党中央设立党史编纂委员会，职掌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及重要文献保管。1930年，国民党中央第62次常务会决议更其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邵元冲，与胡汉民、林森、戴季陶、叶楚伧一起被推定为国民党党史会常务委员。4月28曰，国民党党史会借“中央侨务委员会”旧楼作临时办公地，在南京正式宣告成立。
国民党党史会设总务、编辑、征集3科，另有史料陈列室、史料档案库主管史料陈列和保管。成立后即向海内外广泛征集档案史料，在此基础上展开史料编纂。 邵元冲精通史学，孙中山曾称赞他在党务方面“于国事党事及文近状，备得其详”。虽身兼数职，邵元冲依然在处理完其他政务后亲自校阅国民党党史会文稿。1935年 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改国民 党党史会常务委员负责制为主任负责制，邵元冲被推选为国民党党史会首任主任委员，主政国民党党史会一切事宜。
“九一八”事变后，邵元冲任“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他在新闻宣传上以民族大义为先、号召及早抗日的主张遭到多方掣肘。汪精卫指责《建国月刊》中有抗曰救国言辞，蒋介石先后下令封闭《民生报》《益世报》。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邵元冲感叹中枢“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殆尽”，虽“居可言之地而弗能言”，不久便无奈辞去宣传委员会主任职务。“史为民族精神动力”，国民党党史会之于邵元冲，已不仅是记录保存国民党党史的政治机构，更为其唤醒民众民族意识、振奋民族精神另辟蹊径。
“党史会中，老者昏庸，少者腐化，奄奄度日，一事无成。如江苏革命历史博物馆史料之征集，议发于一月前，地又近在镇江，至今犹无下落。”初掌国民党党史会,邵元冲面临作风松散、业务滞缓诸多问题。他要求各处长立即整顿作风，“将应办各事掀起督促”。他尽力网罗史料，从全国各地、海外征集总理事迹、党部档案、人物传略等史料（不包括册籍、附件）近6万余件。国民党领袖孙中山一生事迹亦是国民党演进史，邵元冲从《总理年谱长编》编纂入手，以之作为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之纲领，亲自主持《总理全书》编纂审定会，拟于1936年10月10日出版印行。此后，国民党党史会相继完成《党史史料丛书》《革命先烈传记》《中国国民党年鉴》等重要史料汇编。
筹建党史陈列馆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各政府机关工作暂告停顿。为了振发人心，1932年冬，国民党党史会史料陈列室荟陈一部分史料，举办首次公开陈列展览。“为时虽仅一周，参观者达数万人”。为“引起国人深刻之观感，而激发其革命之情绪”，邵元冲提议扩大史料陈列室规模，建立“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以下简称“陈列馆”）。
1934年1月，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通过设立陈列馆的提案，成立陈列馆建筑委员会，邵元冲负责主持陈列馆的设计、筹建。作为保存、陈列国民党党史的最高机构，陈列馆定址于新国民政府办公区——明故宫遗址，定于黄花岗起义纪念日举办奠基典礼。1935年3月29曰邵元冲代表陈列馆在奠基仪式上致辞：“3月29日乃本党先烈殉国最伟大最可纪念之日期，而本馆即历年革命先烈史迹集合总场合也。”
仅一年多，颓垣败壁的明故宫武英殿遗址上就伫立起一座3层仿明宫殿式建筑。三楹四柱牌楼式大门门楣上，邵元冲亲手题名“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主要工程竣工，国民党党史会办公地迁至陈列馆，全部史料运至陈列馆库房典藏。
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
举办展览是陈列馆的首要任务。1936年9月，为确保新馆初展如期开幕，邵元冲在筹备会上明确史料征集陈列方针：一、以陈列实物史料为主，重点甄选民国纪元前十八年至民国十三年国民党实物史料。二、派员向江苏博物馆调借，或向各革命先烈后嗣接洽征求本党各种纪念品暨先烈遗物，弥补馆藏不足。三、即刻将既有相片、公牍、遗墨、印信等史料作主体先行展开陈列布置，视甄选、征集成果再行充替。经过一个月的紧张筹备，陈列馆从馆藏、社会各界甄选实物史料700余件，按照年代先后分别陈列于包括“总理专室”在内的8间陈列室。“自总理以及开国诸先烈之图像遗墨、符玺兵杖，乃至日用诸器、简牍档册，凡有资兴观而昭芬烈者，罔不类别灿然，部居不杂。”
1936年10月10日，陈列馆举办启幕礼暨首次陈列展览，数千名民众前来参观，“莅临者肩摩踵接，其盛况得未曾有”。 辛亥革命陈列台上烈士的血书、血衣触目惊心，播音器里孙中山的演讲声浪清晰，语气亲切。陈列室虽因人数众多而拥挤不堪，但并无喧闹之声。观者屏息瞻谒，肃然起敬，心中激情澎湃。
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后，引起社会各界热烈反响。仅仅一周，来自各机关单位、民间团体的参观者达3万余人。陈列馆前“车水马龙，中山东路，如山阴道上，素称冷落之明宫遗址,顿形热闹”。
1936年12月初，邵元冲应蒋介石电召赴西安议事，入住西京招待所。谁料在西安事变中，邵元冲被闯入房间的张学良、杨虎城部队在仓皇中击中数枪，因抢救无效，两日后在医院去世，时4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