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勇闯江海关

          

    文/杨智友


  作为民国时期公认的中国政治舞台上沉潜阴鸷的人物,阎锡山不同于一般的赳赳武夫,他不仅有思想,有理论,还勤于著书立说,一生留下了不少文章、专著,这在民国军阀里是鲜见的。尤其在人到晚景后,阎锡山归隐于台北金山之麓,先后写下了20多本小册子。其中就包括《阎锡山回忆录》。
  从这本小册子里,我们发现这个著名的军阀固然有其反动的一面,但也有其开明、进步的一面,尤其是在他青年时期。
  在述及自己的一生时,阎锡山从19岁考进山西武备学堂那年写起。他写道:“我19岁时,为时势所驱,认为欲有补时艰,有济国危,只有投笔从戎,乃考入太原国立武备学堂。”
  确实,正如阎锡山所言,他改变自己的命运就是在考取武备学堂之后。
  与原来的生活相比,武备学堂是一个崭新的天下。阎锡山知道,和精于算计的家乡人做买卖一样,期望厚利,自然须舍得本钱;要想成功,一定得狠下功夫。因此,他“入学后格外勤勉,学习刻苦,操演用功,敬重师长,友睦同学,不敢稍有懈怠”。与此同时,这个从闭塞山区走出来的青年人,眼界大开,开始对维新变法产生兴趣,进而对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路有所思考。
  机会从来垂青有准备的人。1904年7月,阎锡山获得了朝廷公费赴日留学资格,东渡日本,先后进人东京振武学校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
  留日学生,可谓当时反清革命的中坚力量。早在1900年以前,已有一些留日学生翻译出版卢梭、孟德斯鸠等宣传西方政治思想的著作。只是那时留日学生不足百人,成不了什么气候。但从1901年起,赴日留学学生人数骤增,到阎锡山出国的这一年,已多达3000余人。这种情形自然与清政府“新政”中提倡留学有关,但更主要是废除科举以后,由科举步人仕途的路子断绝,出洋留学成为理想坦途。而日本距中国较欧美近,所需费用更少,因此,包括阎锡山在内的大批青年学生便涌向了日本。
  在日本,由于封建思想的束缚比国内要少得多,又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新学,在民族灾难的强烈刺激下,他们感到,要救国既不能靠清廷的所谓“新政”,也不能靠康梁的改良主义,于是便开始探求新的道路。阎锡山到日本时,主张通过革命道路救国的人已不下数百,在东京这一革命党人的集散地,阎锡山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涤荡。因此,他到日本短短三个月后,即参与了革命党人的一些革命活动,遂有机会追随彼时声望如日中天、被奉为“中国英雄中的英雄”“世界之大人物”的孙中山。

  年轻时的阎锡山(左)追随孙中山,与孙中山合影

  1905年7月,孙中山先生从欧洲来到东京,受到响应和支持革命的留学生与华侨的热烈欢迎。在群情振奋的欢迎大会上,由于会场容纳不下那么多人,甚至有几百人情愿站在马路边上,也要一睹孙中山先生的风采。
  孙中山先生发表了慷慨激昂的长篇演说,宣传反清、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针对康梁保皇派散布的言论,进行了尖锐而深刻的批驳。这一切,让来到现场聆听演讲的阎锡山热血沸腾,推崇备至。会后,他特意登门向孙中山先生单独求教,请教“平均地权”的有关问题,受到热情接待。
  孙中山先生的学识和风度,深深感染了阎锡山,仰慕之余,他开始了主动靠拢。孙中山看在眼里,不由对这个热衷革命的青年多了几分亲切之情,格外给予关注。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总理孙中山尤其注重军事活动,将留日的军校学员看成积极争取的对象。在同盟会的积极宣传和动员之下,许多留日学生踊跃加入。如此,两个月后,阎锡山便被接纳为同盟会会员,正式步入了孙中山麾下的革命阵营。
  22岁的阎锡山加人同盟会后,思想更加激进,表现更加积极,受到领导层的注意和会员们的好评。不久,孙中山要求东京同盟会总会选拔军事骨干,组成28人的“铁血丈夫团”,作为回国后各省军事运动的核心人物。阎锡山靠着优异表现,榜上有名。
  “铁血丈夫团”的名称是孙中山亲定的。顾名思义,“铁”与“血”是革命的两大利器,“丈夫团”则取自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孙中山建立这一纯军事干部团体,其目的就是要联系学习军事的同盟会同志,担负起革命时期的军事重任。因此,孙中山为了保持这28位成员的秘密身份,避免引 起清廷官吏的注意,特地嘱咐他们暂勿参加对外活动,专心学习军事,以待大举。
  1906年,孙中山着手组织革命军,制定《革命方略》,筹划武装起义。其间,恰逢阎锡山在振武学校的学习生活结束,有三个月的假期。当阎锡山等山西同盟会会员把回乡探亲休假事宜告知同盟会总部后,经过商议,鉴于“北方民风顿塞,急需做好革命的发动工作”,孙中山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委以阎锡山等考察华北形势、伺机宣传革命之任。在领得参加同盟会后的第一份重任之后,阎锡山兴奋异常,便与山西五台老乡赵戴文结伴同行。
  赵戴文生于1866年,足足比阎锡山大了17岁,其时由东京宏文师范肆业,准备归国大干一番。二人接受组织任务后,各自领取了一枚小型炸弹,作为发动革命的武器,随身携带上船。
  一路风高浪急自不待言。当他们乘坐的海轮驶近舟山群岛,同治九年江海关 建立的花鸟灯塔已经若隐若现,目的地上海港即将到达了。江海关关署位于上海外滩,是中国第一个由外国人管理的海关,无论从进出口货值、征收关税总额还是从进出境船舶数考量,它都是当时全国第一大关。

 江海关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外贸货物进出口口岸

  辛亥革命前,清廷通过海关抵制革命,各地海关税务司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充当清政府的“守门员”,早已布下道道关卡,严阵以待,搜查革命党人携带的军火,企图把“谋反”扼杀在襁褓之中。

  得知江海关盘查非常严格后,赵戴文不免有些紧张。阎锡山也收拾起兴奋的心情,镇定下来,思考如何平安过关。两人都明白,他们干的可是掖着脑袋的营生。
  十年前,孙中山酝酿已久的广州起义,就是因为武器被海关查获,从而功亏一篑!
  阎锡山到底是如何安然涉险的呢,这其中固然有幸运的成分,但他临危不惧的胆大心细才是关键所在。
  多年以后,阎锡山在其撰写的《阎锡山回忆录》中,仍然对携炸弹勇闯江海关一幕记忆犹新:“民国纪元前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奉孙中山先生之命,携盟友赵戴文各携炸弹一枚返国布置华北革命。至上海港口时,因知海关检查甚严,乃将赵君所携之炸弹亦集于己身,并向赵君说:‘如果检查出来,我一人当之,你可不承认是与我同行之友。检查时,我站在前列,你站后列。’赵君说:‘我站前列,你站后列如何?’我说:‘站后列有畏惧检查之嫌,易被注视,仍我站前列为宜。’果检察人员检查后列较检查前列细密,我遂得渡此难关。其后我向赵君说:‘愈危难处愈不可畏缩,畏缩则引人生疑。’”
  从这段史料中我们不难发现,首先阎锡山很讲义气,关键时刻,他这个小老弟没有缩在后面,而是怀揣两枚炸弹“站在前列”,甚至打算连最坏结果发生时,也所有问题都自己扛,“一人当之”,真正是做到了置之死地而后生;其次是阎锡山不仅有勇,更有谋略,他敢于“将鸡蛋放在同一筐子里”,看似风险大,其实是“事到危难宜放胆”。果然,依靠阎锡山的临阵沉着和正确的判断,他们有惊无险地闯过了江海关。这两人经过这一生死考验,为他们日后长期合作共事、相知相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此,赵戴文的后半生便成为阎锡山的首席顾问。
  两人回到家乡后,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分别到雁门关内外和五台山周围各县详细考察地形,向各地亲友、学生、教师、商人揭露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与卖国行径,纵论形势,鼓吹革命。决定日后以五台山为根据地,进行革命活动。返回日本后,阎锡山自然得到孙中山的赏识,成为同盟会的军事骨干,决心为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而奋斗。这以后,阎锡山学成归国,从山西新军教官做起,在辛亥革命中凭借胆略与气魄,举行起义,一举登上统治山西的宝座。
  然而这位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有志青年,后来却成为43名罪大恶极的国民党战犯之一,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土崩瓦解,在统治山西38年之后离土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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