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之秋与武汉合唱团

          

    文/刘楠楠


  近80年前,一支民间音乐团体,从武汉启程,远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演出,以期争取侨胞对国内抗战的支持,它就是武汉合唱团,抗战期间唯一一支赴国外宣传抗日、义演募捐的音乐团体,曾感动激励了无数侨胞齐襄义举、慷慨解囊,有力地支 援了抗战前线,而其团长就是夏之秋。

 
  夏之秋,原名夏汉兴,1912年出生于汉口市,湖北孝感人,小号演奏家、音乐教育家。其父夏博琴为汉口圣约翰小学教师 兼圣约翰教堂琴师。夏之秋从小就受到音乐的熏陶,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上小学时便充当学校的司号员,中学年代参加学校军乐队,武昌文华中学为抚育他成才提供了优越条件。1931年上高二时,其父不幸病逝,校长十分同情他的处境,聘请他为学校铜管乐队队长兼教员。在校期 间,他学会了吹奏和修理各种铜、木管乐器,常为校乐队编写乐曲。此外,他还创建并指挥学校大型口琴队,在校外创建男女四声部合唱歌咏队,指挥在武汉第一个成立的小型管弦乐队——武汉雅美管弦乐团。1936年,在爱国实业家周苍柏的资助下,他考入了当时中国唯一的高等音乐学府上海国立音专作曲系,学习作曲及小号。
  1937年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后, 中国掀起了全面抗战的热潮,上海的形势也日趋紧张。复杂的形势,打断了夏之秋苦苦求得的音乐学习之路。“八一三”事变前夕,夏之秋被迫结束了才进行一年的学业,回到老家武汉,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并将名字“夏汉兴”更名为“夏之秋”,为的是使自己铭记祖国正处于生死存亡之秋,记住自己身上所肩负的责任。
  这时的武汉已成抗日救亡中心,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广大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纷纷拿起文艺“武器”进行团结抗日的宣传。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的音乐工作者云集武汉。夏之秋积极投入抗日宣传工作,他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武汉市文化界抗敌工作团的成立大会,并被选为音乐组长。他在武汉长江两岸组织了两支专唱救亡歌曲的歌咏队,经常活跃在工厂、学校、车站、码头演唱宣传。同年12月, 他与张曙、冼星海、刘雪庵等筹建的全国歌咏协会在武汉成立,并担任理事。他还重建了武汉合唱团,担任团长兼指挥。
  火热的斗争热情,使得夏之秋拿起笔,谱写了一首首抗日战歌。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浴血奋战近三个月用鲜血重塑了中国军人的形象。国民革命军第524团谢晋元副团长率一个加强营,掩护大部队撤离上海,400余名将士(对外号称800人)在日军重重包围中孤军奋战,冒死抵抗,誓与阵地共存亡。这个消息迅速传遍上海,为国内外瞩目,赞 誉他们为“八百壮士”。《歌八百壮士》就是夏之秋在这个时候创作的。这首歌唱出了抗战英雄们宁死不屈的崇高气节,也表达了四万万同胞一致抗战的决心。此后,夏之秋还陆续创作了《女青年战歌》《远征轰炸曲》等多首抗日歌曲,传唱一时。

  1938年夏末秋初,武汉告急。武汉合唱团接受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的邀请,自发远下新加坡、马来西亚巡回义演,筹款支援中国抗战。在缺乏经费的情况下,夏之秋在董必武同志的指导下,与香港的地下党取得了联系,通过组织演出等方式筹集到了资金,最终使武汉合唱团的南洋巡演成行。

  武汉合唱团为赴国外宣传致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呈
 
  1938年9月,以夏之秋为团长的武汉合唱团一行28人从武汉出发。出发之前全团曾宣誓:全体团员没有薪水、没有任何待遇;全团不分上下,人人平等;一切收益交公,随时准备为国捐躯。路途的艰苦是他们所始料不及的。当他们到达广州后,因战事紧张,虎门被封锁,他们只得先由水路到中山县,再由中山县乘车到澳门,从澳门乘船到香港。一路上,他们走到哪里,便宣传演出到哪里。在香港演出了整整一个月,几乎所有的机关、单位,包括香港大剧院,都邀请他们去演出。在敌机的轰炸下、在逃难的人流中,他们的抗日歌声激励着民众、鼓舞着斗志。
  在此期间,夏之秋又推出了两首新作 《思乡曲》和《赠寒衣予负伤将士》。合唱团抵达澳门时已是入夜时分,只有一家小旅店还有一间空客房,女团员们住下休息后,男团员们只好上街去“流浪”,等到天明再想办法。他们忍受着旅途的疲劳,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踱步,忽然夜风中传来一阵凄婉的胡琴声,一位盲艺人在一个小姑娘的牵引下,拉着琴,步履蹒跚地从远处走来。那如泣如诉的琴声久久萦绕在合唱团团员们的脑海中,令他们想起沦落在日寇铁蹄下的家园,以及战火中颠沛流离的亲人和朋友……悲怆之情涌上心头, 化为一段哀伤缠绵的旋律。夏之秋把这 段旋律记在纸上,合唱团团员戴天道填写了四段歌词:“月儿高挂在天上,光明照耀四方。在这个静静的深夜里,记起了我的故乡……”并将其定名为《思乡曲》。这首歌的旋律具有小调色彩,优美深情,委婉动人,问世以后久唱不衰。《赠寒衣予负伤将士》是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创作的一首诗,合唱团在香港演出时,廖仲恺的女儿廖梦醒将诗作交给了她 在沪江大学的同学、合唱团副团长黄椒衍,请夏之秋为之谱曲。夏之秋谱好曲后,合唱团立即进行排练,很快便在香港演出,引起了强烈反响。

  
  1938年12月,武汉合唱团来到新加坡,受到了陈嘉庚先生的热情接待。陈嘉庚表示将大力支持合唱团的活动,并委派筹赈会的两位秘书——潘国渠和黄奕欢负责照料合唱团的生活和演出。在筹赈会的安排下,合唱团的工作顺利地开展起来。在新加坡,连续数月,除了在快乐世界体育馆、大世界和新世界游艺场、首都戏院、 维多利亚音乐厅、政府大厦前广场等场所演出外,他们还到全岛各地的市区和乡村搭建临时舞台,以合唱、独唱、话剧等形式宣传抗日,演唱了抗日歌曲如《思乡曲》《卖花词》等,表演了《放下你的鞭子》《扬子江暴风雨》《三江好》《前夜》 《雷雨》等音乐剧和话剧。结束了新加坡的义演后,他们又直奔马来西亚,沿着柔佛州北上,足迹遍及柔佛、森美兰、雪兰莪、巴生、彭亨、霹雳、槟城、吉礁、玻璃市等城市和乡镇。演出受到了侨胞的热烈欢迎,往往是演出的时间还未到,观众们便从四面八方涌来等候观赏。许多老人由子女搀扶着来到剧场,他们在观看演出 时心清激动,热泪盈眶。演出盛况空前,场场爆满,前后约有210多万人次观看。 无论到哪里演出,合唱团总是带着自己印制的歌片儿,分发给观众。每次演出结束时,合唱团带领全体观众一起高唱抗战歌曲,台上台下融为一体,同仇敌忾,情绪高涨。演唱结束后,观众踊跃捐款的场面让团员们感动不已。尤其在乡镇义演时,那些平时省吃俭用的普通华侨,纷纷掏出钞票和铜板,摘下身上佩戴的首饰,或报名认捐。一位朝不保夕的老年乞丐当场拿出很多铜板,非常气愤地说:“这是我的棺材本,捐给日本人钉棺材……”在吉隆坡义演时,一位名叫陈永的富商,不仅几乎每次都带领全家大小到场观看演出,而且独自捐了一架飞机。

陈嘉庚与武汉合唱团合影留念
 
  在演出期间,合唱团的成员们还和筹赈会的侨领会轮流上台演讲。每当痛斥日军在南京进行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时,台 上台下群情激昂、同仇敌忾,观众振臂高 呼“打倒日本鬼子!”“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合唱团的全体团员就是这样长 年累月、夜以继日地奋战在这条无形的抗战线上。许多华侨深受鼓舞,有的直接 回国,加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
  为了多筹募一些义款,在陈嘉庚的支持下,夏之秋团长把合唱团所唱的抗日歌曲灌录唱片、编印成册,很多侨胞争相购买。
  1940年4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新、马乃至国际局势都非常紧张,武汉合唱团不得不终止到印支半岛乃至欧洲、美国的计划,结束了在新、马1年零7个月的巡回演出。这期间,他们义演数百场,共筹得叻币200多万元,这些义款由南洋华侨 筹赈祖国难民总会负责交给了中国。
  合唱团归国前夕,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曾向每名团员发放500元路费,夏之秋把他的那份路费和《歌八百壮士》在新加坡出版的稿费一并又捐献给了国家。
  陈嘉庚得知后非常感动,为他手写了一张路条,叮嘱他在归途中凡是遇到南洋华侨机工队的车,都可以凭路条免费搭乘。
  就是这些中华优秀儿女,以音乐为武器,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他们震动南洋的爱国壮举,偕同以陈嘉庚为首的南洋侨胞,为支援祖国抗战的无私援助,共同谱写了一曲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抗击日寇的正气歌。中国抗战音乐在东南亚的广泛传播,团结了中国和东南亚人民,激发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志,对抗战的胜利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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