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长征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我们在向红军将士百折不挠、一往无前、英勇战斗、视死如归的崇高革命精神致敬的同时,也不应忘记当年一群来自大洋彼岸的记录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海伦·福斯特·斯诺。他们虽然未跟随红军走过二万五千里的征途,却以西方记者的眼睛、手记和追问,用另一种语言体系,把长征从“封锁线里的传闻”变成了“可以读给世界听的史诗”。
远征的“追问者”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开始战略转移。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等一系列英勇战斗和艰难险阻,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终于在1935年10月抵达陕北吴起镇,胜利完成长征。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宁夏将台堡会师,宣告长征胜利结束。通过长征,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不仅保存了骨干力量,也为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奔赴抗日战场创造了条件。
然而,彼时的外部世界很难看清这一切。当时,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在污蔑、抹黑中国共产党,西方主流媒体甚至用一些耸人听闻、匪夷所思的词语来描述中国红军,长征一度被外界曲解为一场连续的军事“溃退”,在国民党的宣传叙事里,更被肆意歪曲、污蔑为“逃窜”。不过,这种严密的新闻封锁和步调一致的抹黑,也激起了一些具有职业敏感的西方记者实地探访的浓厚兴趣。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决定“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率先进入陕北,并面对面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和众多红军将领。1937年,他根据这些采访记录整理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向世界详细介绍了真实的长征,其中写道:“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并将长征誉为“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
1937年10月,斯诺在美国《亚细亚》(ASIA)杂志发表了关于长征的报道。
1937年1月,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来到延安后,专访了朱德以及亲历长征的红军将士,并通过自己的报道让西方读者看清了中国农民为何把希望寄托于这支军队。她对中国革命充满深切同情,并坦言道:“事实、数字和一路上千山万水的名称,都不足以说明红军长征的历史性意义,它们更不能描绘出几十万参加长征的部队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以及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与此同时,她还对中国革命的前途与命运充满信心。在她看来,“长征已经完成,而红军正在继续创造历史”。同年,记者海伦·福斯特·斯诺也来到延安,她以敏锐的目光关注着长征队伍中的女性群体,并采访了康克清、蔡畅等人,生动地记录下女红军战士是如何在行军、作战与群众工作中坚持下来的。
因为三位记者都没有参加红军长征,所以他们的角色不是“随军记者”,而是“追问者”与“翻译者”:他们通过亲历者的讲述、文献材料和对长征幸存者的近距离观察,追寻并还原了这段历史,他们笔下的长征,也因此保留了许多人真实的声音、性格和感情。这些记录为世界打开了一扇窗,让人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一支历经重创的队伍是如何在绝境中重新凝聚力量并最终走向胜利的。
记者笔下的长征故事
彭德怀,时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1936年)
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记录下一个细节,那就是彭德怀在长征路上让马的故事,这是他从红军战士的讲述中得知的:彭德怀大部分路程靠步行,常把自己的马让给负伤或疲惫的同志。当斯诺见到彭德怀时,他虽因在长征途中吃生麦粒和野草导致肠胃落下了病根,可站在斯诺面前的,依旧是一位性格爽朗、乐观爱笑的将领。艰难的经历与鲜活的神情就这样同时被斯诺记录了下来。一匹马,在漫长的行军中意味着体力的节省,也意味着更多坚持下去的机会;把马让出去,便是把更多疲劳和危险留给了自己。让马的行动使官兵之间的信任有了可以感受的重量,也让人们更能理解长征队伍的凝聚力是如何在日常相处中形成的。斯诺对彭德怀近距离的观察,让原本只存在于传闻与战报里红军将领的形象变得鲜活、真实而具体。
史沫特莱描绘的一幅动人画面,则发生在战士们走出草地之后。在《伟大的道路》中,她记述了自己在彭德怀的司令部里听几位红军战士谈论长征中的一次经历:一名战士把大草地想象成了沙漠,只是“听说在沙漠里还可以看到海市蜃楼,可是这里却什么都没有”,天空永远密布着阴沉沉的乌云,到处都是湿漉漉的,马蹄印会立刻消失,即使侥幸从泥沼里挣扎着活下来,也让人在寒风中不寒而栗,除了野草的簌簌声外,数百英里茫然而死寂。当队伍走出无边无际的草地、突破封锁进入甘肃,重新见到村庄和农民时,战士们激动地抚摸着房屋与土地,热情地与乡亲拥抱,为重新看见人间烟火而欢呼雀跃,并流下幸福的眼泪。这个场景,给“胜利”添上了一种更贴近生命真实的意蕴。史沫特莱记录下来的这种感受,让广大的读者得以触摸长征的艰辛和生命的坚韧,也让世人更能够理解革命者在绝境中相互支撑、坚持向前的力量。
海伦·福斯特·斯诺的采访,又让我们看到长征中另外一种安静而深厚的感情。她在《红色中国内幕》中记述,女革命家蔡畅曾拿出一张母亲的旧照片给她看。这张照片虽已磨损,却陪伴她走过整个长征。海伦了解到,这位母亲曾在50岁时走进小学求学,这种精神对蔡畅投身革命产生了积极影响。一张随身携带的照片,巧妙地将一名女红军的征途、家庭和成长经历连接了起来。这虽然只是一件小小的物品,却让宏大的历史瞬间有了别样的温度。
海伦还记录过与康克清的一次谈话,主题是革命队伍中不同出身女性之间的关系。康克清谈到,知识女性与农民妇女之间原先存在隔阂,而经过长征,特别是经过草地的共同患难后,这些隔阂就不复存在了。这一回答为人们理解长征提供了另一个角度:一个人的出身、识字多少、过去过着怎样的生活,都要在共同的目标和实际行动中接受检验,而共同患难使人与人走得更近,这也让团结起来成为每一名红军战士直面一切艰难困苦的本能。
让给战友的一匹马,走出草地时流下的泪,随身携带的一张照片,患难之中消除的隔阂,这些历史细节有着相通且巨大的力量。它们让远征中的人从历史轮廓中走出来,让勇敢、信任、牵挂与希望获得了具体的呈现。外国记者对这些细节的记录,使长征的故事能够准确抵达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心中。
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今天,我们由这些故事再回望长征,其精神力量便有了可以触摸的根基。信念,意味着身处困境仍然相信前进的意义;团结,意味着在自己也疲惫的时候,为同伴分担一份重量;坚韧,意味着承受挫折之后,仍有勇气寻找出路;乐观,意味着经历苦难,依然葆有笑声、感情和对未来的期待。这些珍贵品质始终贯穿在长征的壮阔征程里,更通过一个个普通而不平凡的人,沉淀为后来者能够读懂、触摸、传承的精神财富。
90年过去了,长征的足迹已经深深写入中国大地;那些来自异国的文字,又把它带向了世界。中国人民从中汲取继续前进的力量,不同国家的读者也可以从中理解信念与行动、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一场远征留下的精神财富,由此超越了它发生的年代与地域。长征精神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文/李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