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铸丰碑:《红军长征记》里的信仰之路

          
  以长征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自长征期间就已陆续出现,先后涌现了一批革命文学经典。其中,于1937年2月结集成书、1942年正式出版的《红军长征记》,是关于长征最早、最直接、最真实的一手记录,为我们读懂长征故事、传承长征精神搭建了坚实的桥梁。
烽火执笔 以文存征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经二万五千里艰苦转战,冲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追堵截,胜利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为及时、全面、真实地记录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保存珍贵革命史料,向国内外宣传红军英雄事迹,并募集捐款,中共中央决定组织编纂一部由长征亲历者撰写的回忆录汇编。
  1936年8月5日,毛泽东与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联名通电各部队,向参加过长征的同志发出征稿通知:“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同时,明确要求作者需以亲身经历为基础,真实记录行军路线、战斗经过、军民关系、自然环境、生活细节与思想感悟。“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征稿通知一经发出,迅速得到广大长征亲历者的热烈响应。从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到普通战士,大家纷纷提笔,撰写回忆文章,“写稿者有三分之一是素来从事文化工作的,其余是‘桓桓武夫’和从红角中、墙报上学会写字作文的战士”。很多稿子语言朴实笨拙,没有精妙的修辞,没有规整的章法,甚至不乏方言俚语、错字白话,却有着无可替代的坦诚与真实。正如后来出版的《红军长征记》里编者说明所言:“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所有执笔者多半是向来不懂得所谓写文章,以及在枪林弹雨中学会作文字的人们,他们的文字技术均是绝对在水平线以下,但他们能以粗糙质朴写出他们的伟大生活、伟大现实和世界之谜的神话。这里粗糙质朴不但是可爱,而且必然是可贵。”
  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至10月底,共征集稿件200余篇,总字数50余万字,作者包括董必武、徐特立、李富春、邓颖超、谢觉哉、陆定一、萧华、张爱萍、彭雪枫、杨成武等以及普通战士共40余人。这些零散的文稿,来自不同的战场、不同的队伍、不同的视角,最终汇聚成册。这些诞生于烽火岁月、扎根于真实经历的文字,让长征不再是笼统的历史名词,而是由无数普通人的坚守与牺牲拼接而成的真实征程,为后世留住了最原始、最鲜活的长征记忆。
存真求实 志铸初心
  为确保编纂质量,红军总政治部专门成立了编辑委员会。参加文稿编辑工作的著名作家丁玲,后来在一篇记述陕北根据地文艺工作的文章中写道:“新的奇迹似的事态,跟我又发生了,这便是记长征的《二万五千里》。从东南西北几百里、一千里之外,甚至从远到沙漠的三边,一些用蜡光油纸写的,红红绿绿的稿子,坐在驴子背上,游览塞北风光、饱尝尘土,翻过无数大沟,皱了的纸、模糊了的字,都伸开四肢,躺到编辑者的桌上。……于是编辑们,失去了睡眠,日夜整理着,誊清这些出乎意料,写得美好的文章。”
  编辑委员会按照中央红军长征的时间顺序与行军路线,对稿件进行系统梳理、分类编排、删选整合,并确立了严格的编纂原则:“来稿中除一些笔误和特别不妥的句子予以改正外,其余绝不滥加修改,以存其真。”即对稿件仅作文字通顺、标点规范、结构清晰的技术性修改,绝不增删史实、不拔高形象、不作艺术加工,最大限度保留亲历者的原始叙述。最终精选100余篇,配以红军歌曲、行军路线说明、地理注释、人物简介等附录,形成约30万字的书稿,初定名《二万五千里》,由朱德亲笔题写书名。1942年,为更准确体现著作内容,该书正式定名为《红军长征记》。


《红军长征记》

  《红军长征记》是红军将士的集体记忆,从枪林弹雨到霜雪草地,他们以不加修饰的朴素笔触,记下绝境跋涉、苦中作乐的血染征途。正如一位老战士在稿中所写,他们的记述就是为了“让后人知道,事情到底是怎样的”。其中,关于告别江西苏区人民情景的,有董必武的《出发前》等4篇;关于长征初期突破敌人4道封锁线的,有李富春的《夜行军》等22篇;关于遵义会议前强渡乌江等战斗生活的,有陆定一的《老山界》等7篇;关于遵义会议后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有罗华生的《强渡大渡河、泸定桥的经过》等34篇;关于过雪山草地的,有何涤宙的《绝食的一天》等9篇;关于长征后期生活的,有杨成武的《突破天险的腊子口》等6篇;关于长征中不同岗位情况的,有徐特立的《长征中的医院》等6篇;关于歌颂长征的诗歌,有贾拓夫的《长征歌》等10篇。这些作品生动翔实反映了红军长征过程中的战斗生活与英雄事迹,汇成一幅气势恢宏的历史长卷,成为研究红军长征最直接、最可靠、最鲜活的依据。
文脉赓续 精神史诗
  《红军长征记》的成书过程,本身就是一段值得永远铭记的革命历史。它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组织编纂、长征亲历者集体撰写的第一部大型长征纪实文献,是真正“从战火中走来、从战士心中写出”的红色经典,具有不可复制的历史价值、文献价值与精神价值。斯诺后来写成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其中的许多素材皆取自《红军长征记》,从而让长征故事走出国门、传遍世界,让红军的英雄风骨深深烙印在世人心中。
  翻开《红军长征记》,一幅气壮山河的远征画卷徐徐展开。书中真实镌刻了红军将士不畏强敌、不惧绝境的壮阔征程: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他们奋勇抗争、绝不退缩;直面雪山草地、饥寒交迫的极致磨难,他们坚韧不屈、昂首前行。浴血攻坚的殊死奋战、破关夺隘的无畏冲锋、飞渡天险的果敢决绝、翻越冰山的步履铿锵、跋涉荒原的执着坚守,红军将士的英雄气概跃然纸上、震撼人心。
  没有人刻意美化苦难,也没有人刻意渲染伟大,但却能在一字一句的细节里,真切触摸到长征路上的万般艰险。如童小鹏的《残酷的轰炸》记述了四渡赤水行军中遭受敌机轰炸的惨烈场面:“走到被轰炸的地方,真是使人目不忍看,耳不忍闻,炸伤的同志是在辗转反侧的叫痛,是在可怜的哭啼,是在要求同志们对他的帮助。他们手足断裂了,头脸破烂了,身体炸伤了,他们的鲜血仍在不断地流,然而在同志们安慰时,仍表现他们为革命的决心,不因其负伤而稍减其坚决的志气,相反地更加痛恨我们的阶级敌人。”在书中,我们还更多读到红军将士在绝境中淬炼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如周士第在《吃冰淇淋》一文里写过雪山的经历,他没有提及刺骨严寒、空气稀薄、高原反应,也没有诉说战友的牺牲,而是写道:“我们周围的雪,洁白得十分可爱,令人回忆到‘踏雪寻梅’的古典,而兴叹——白雪真可爱,梅花何处寻!”有人发明了“盛夏尝雪”的游戏——用漱口杯装起干净的雪,撒上一点儿宝贵的糖精,大伙儿笑着分食,美其名曰“吃冰淇淋”,并赞美这“冰淇淋”比南京路冠生园、安乐园的还甜美。这些生动的记录,既写出了万里征途的凶险苦寒,更道尽了红军队伍最纯粹的信仰与温情。
  《红军长征记》的编纂与出版,是我党重视历史、尊重历史、铭记历史、传承历史的生动体现。从1936年启动征稿到1942年正式出版,再到后世不断整理、研究与传播,这部用真实记忆写就的史书,不仅是一部完整记录长征历程的珍贵史料集,更是一部见证初心使命、凝聚民族力量、激励后人奋进的精神史诗。时至今日,依然闪耀着炽热的光芒。(文/刘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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