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与“翻过来的不平等条约”

          

  文/ 何玲

   

  192759日,一支由中外科学家联合组成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出发,前往包头,开启了长达6年的野外科学考察之旅。这是近代以来第一次中外平等合作的科学考察,促成这次合作的关键人物是语言学家、诗人刘半农。 

 


“五四青年”


  刘半农(18911934),江苏江阴人,原名寿彭,后改名复,初字半侬,后改字半农。1917年,刘半农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等文章,在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破格聘请为北大预科国文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大学生上街游行,反对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软弱外交,要求“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刘半农作为北大教授会干事,“坐守北大指挥部”,积极争取社会各界声援。

  1920年,刘半农赴欧洲深造,先后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专攻语言学。刘半农留学期间,曾陪同出访的蔡元培先生在大英博物馆探访敦煌文书;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将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书抄录下来,辑成一部《敦煌掇琐》。面对流落西洋的祖国文化瑰宝,刘半农心里一阵阵地隐隐作痛。

  1925年,刘半农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当年回国,继续担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兼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


维护学术主权


  1926年岁末,瑞典著名探险家、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到达北京。斯文·赫定此前曾4次赴中国西北探险,以发现楼兰古城著称于世。他此行是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资助,准备组织一支大规模的探险队,为汉莎航空公司开辟一条跨越欧亚的远距离航线,预先考察地理和气象情况,并借机进行考古发掘。经斯文·赫定多方活动,北洋政府外交部批准了这一计划。

  此时,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中国学术界已经觉醒,民族意识与学术主权意识尤其强烈。斯文·赫定的再次到来,刺激了中国学术界敏感的神经,迅速发起应对行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猛将刘半农充当起主将的角色。

  192735日,在刘半农等人的主持下,北京大学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中央观象台等学术机构的代表,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召开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议,讨论筹备建立一个永久性机构,以监视外国人擅入中国收集学术材料,不准其随意挖掘、购买或假名窃取我国文物。会后发表了《北京学术团体反对外人采取古物之宣言》,矛头直指斯文·赫定:

  “闻有瑞典人斯文赫定组织大队,希图尽攫我国所有特种之学术材料。观其西文原名为 SvenHedin Central AsiaExpelitian(注:斯文赫定中亚探险队)已令人不能忍受。夫 E x p el i ti a n 一字,含有搜求、远征等义,对于巴比伦、迦太基等现代不存之国家,或可一用,独立国家断未有能腼颜忍受者。试问如有我国学者对于瑞典组织相类之团体,瑞典国家是否能不认为侮蔑。同人等痛国权之丧失,惧特种学术材料之攘夺将尽,我国学术之前途,将蒙无可补救之损失,故联合宣言,对于斯文赫定此种国际上学术上之不道德行为,极端反对。”

  中国学者的强烈反对,令斯文·赫定始料不及,转而寻求与中国学术机构合作。

  39日,斯文·赫定致函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表示愿意吸纳几名中国学者参加考察团。次日,斯文·赫定又偕担任北洋政府农商部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前往北京大学与中国学者见面。斯文·赫定显得很傲慢,只寒暄几句,便匆匆告辞,留下安特生与中国学者会谈。初次见面,斯文·赫定注意到了说一口流利法语的刘半农。

  314日,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议致函斯文·赫定,明确表示在中国境内进行的科学考察必须由中国人主办,同时愿意与他“作友谊的晤谈”。沈兼士也复函斯文·赫定,推荐刘半农与他商谈。当时中国学者考虑到自身经济实力不足,又缺乏大规模野外考察的经验,有意在坚持学术主权的前提下,与斯文·赫定进行一次务实的合作。

  319日,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议改组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确定为永久性机构。为了维护学术主权,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制定了《关于在我国境内进行学术考察的六项原则》,明确提出:中国境内所有之学术材料由中国学术团体调查或采集,禁止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调查或采集,但于必要时,得容纳外国专门人才或学术团体参加,以资臂助;采集所得之材料,应在中国境内妥为保存,非经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特别审查及允许,绝对不得运出国外。

  

三次会谈


  32 0日,刘半农等5位中国学者前往斯文·赫定下榻的六国饭店,与他进行第一次会谈。刘半农询问得很仔细,包括斯文·赫定此行目的是否涉及军事内容,考察团的成员是学者还是军人,为何考察地磁学,地图如何画法,考古发掘物如何运送,等等,要求斯文·赫定作出书面答复。斯文·赫定觉得“这次会面仿佛是一次公正的法庭调查”。“整个庭审期间,对方表现的倒很客气和和蔼,同时,他们语言逻辑上的锋利及其透人的深度又令人震惊”。

  322日,斯文·赫定不顾双方正在商谈,执意按照自己的预定计划,派遣11名欧洲团员作为先遣队,从北京向包头进发。刘半农闻讯后,立即致函斯文·赫定,警告说如果他自己再离开北京,就将发动整个中国新闻界一起反对他。同时,中国学术团体学会还致电绥远都统,请求监视外国人的考察活动,并将电文公诸报端。北洋政府外交部慑于学术界的压力,也告知斯文·赫定,假若中国学术团体协会极力反对,政府将会考虑撤回考察团的旅行许可证。

  325日,刘半农等人再次前往斯文·赫定的住所,与他进行第二次会谈。刘半农提出这次考察活动必须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主办,中国学术团体学会将成立专门的理事会,管理考察团的一切事务,考察所得物品应全部交与理事会保管,中方将派遣10名学者和5名学生参加考察团。斯文·赫定一开始充满了抵触情绪,声称这是强加给他的“凡尔赛和约”。刘半农与斯文·赫定进行了一番学术性长谈,使他的态度逐渐缓和下来。斯文·赫定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告诉刘,我很同情他们的民族主义态度,因为在我自己的国家里,我与他们一样,也是个民族主义分子。我认为,他们希望将所有的考古与艺术发掘品留在中国是正确的,自从鸦片战争之日起,欧洲人在中国人民身上已经犯了一系列错误。”

  42日,刘半农等中国学者与斯文·赫定在北京大学进行第三次会谈,逐条讨论双方合作的意见。斯文·赫定提出:他独自承担这支庞大考查团的费用,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应该对他所付出的代价略作补偿,希望能得到考古发掘物的“重复物”。中国学者再次拒绝了斯文·赫定的要求,表示“重复物”这一概念实际上很难定义,比如说发掘出5个相似的罐子,即使它们完全相同,但也很难将它们分得合理。

  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交锋,斯文·赫定终于接受了中国学者的意见。426日,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会长、古物陈列所所长周肇祥与斯文·赫定分别代表中外双方,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签订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查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订定合作办法》,主要内容处处体现了中国的学术主权:“第一条、本协会为考查西北科学事务,容纳斯文赫定博士之协助,特组西北科学考查团。第二条、本协会特组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依据本合作办法,监察并指挥该团进行一切事务。……第十条、凡直接或间接对于中国国防国权上有关系之事物,一概不得考查,如有违反者,应责成中国团长随时制止。第十一条、旅行时所绘地图,除工作所用区域外,其比例不得大于三十万分之一。第十二条、考查时应守之规定如下:不得有借口,致毁损关于历史、美术之建筑物,不得以私人名义购买古物等。……第十九条、本订定办法,附有英文译本一份,应以中文为准。”

  中国近代科学史上第一个中外平等的协议终于诞生了。近代以来,一部西北探险史就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伤心史,刘半农面对这份协议,情不自禁地戏称这是“翻过来的不平等条约”。


平等合作


  在随后的6年时间里,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三十多位中外团员平等合作,足迹遍布内蒙古、新疆、宁夏、甘肃、青海、西藏等地。中国学者利用这次合作,走出了书斋,取得了开拓性的成果。丁道衡发现了白云鄂博大铁矿;袁复礼发现了天山恐龙化石;黄文弼和瑞典的贝格曼发现了“居延汉简”;陈宗器和瑞典的霍涅尔进入罗布荒原,完成了绕罗布泊一周的实地考察,绘制了罗布泊地区的第一幅实测地图;李宪之和刘衍淮在德国气象学家郝德的指导下,在柴达木盆地建立气象站,驻守观测寒潮,后被郝德推荐到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双双获得博士学位。

  中国学者的成就,改变了斯文·赫定最初的傲慢与偏见。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与中国朋友的合作是完美的,在一起情同手足。能有这种殊荣去与中国的一些最杰出的学者在野外及北平共事,我抱着友情与感谢,将终身铭记他们中的每一个人!

  刘半农没有赴西北参加野外考察,他在北京大学主持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的日常工作,被斯文·赫定称为“理事会中的灵魂和真正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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