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金鼎:最有成就的现代考古学家之一

          

  文/ 刘长秀

  

  吴金鼎(1901—1948),字禹铭,山东安丘人,年少时家贫,在外祖母的资助下辗转求学,先后就读于安丘德育中学、广文中学和齐鲁大学。他在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学习考古,后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考古组工作;曾留学英国,纵横东西,从史前到唐宋五代,皆有涉猎;又在1945年投笔从戎,三年后因病去世。吴金鼎虽英年早逝,却为中国史前考古学及西南地区史前考古事业的开创作出了巨大贡献。

  

  师从李济 投身考古

  

  新文化运动结束,提倡科学与整理国故的呼声并重。1925年,清华大学顺应潮流,成立国学研究院,聘请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和赵元任担任导师,李济为特别导师。至1929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共招收四届学生,最后有68人毕业。他们热心求学,孜孜不倦,大多卓有成就,考古学家吴金鼎便是其中之一。

  吴金鼎于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为第二届36名学生之一,师从李济学习考古学和人类学。当时,李济正在山西夏县主持发掘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这是美国史密森研究院弗利尔艺术馆与清华大学的合作项目,更是第一次由中国人主持的科学考古发掘。李济分身乏术,每学期回校讲课不过数周,对吴金鼎的指导虽然有限却影响深远。后来吴金鼎在撰写的文章中直言,他对考古的热爱始于清华,源于李济先生。

  1927年,吴金鼎在齐鲁大学担任助教期间,机缘巧合之下发现了龙山文化城子崖遗址。在此后的两年里,他先后六次实地考察,并将考察结果写信报告给远在北平的史语所考古组主任李济。1930年,史语所决定对城子崖遗址进行发掘,这与吴金鼎的大力推介不无关系。

  山东历城县城子崖遗址发现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掂之飘忽若无,敲击铮铮有声”,是龙山文化的代表器物。此处遗址的发掘,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考古事业和刚刚投身考古事业的吴金鼎来说,意义极为重大。

  当时在山西和甘肃等地出土的彩陶,与中亚及东欧的彩陶有诸多相似之处,于是有外国考古学家提出“中国陶器源于西方”,进而有“中国文化始于西方”的说法。龙山文化中黑陶达到的高超水平以及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间明确的地层关系有力地驳斥了“文化西来说”,为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1934年,《城子崖—— 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一书问世,李济在序言中提到:“初稿大部分是吴金鼎君预备出来的,他是城子崖的发现者,田野工作他费力很多,屋内工作及报告草稿也费时最久。他的初稿交到梁思永先生手中的时候,比现在要多一倍以上,可见他用力之勤了。”李济先生的这番话充分肯定了吴金鼎的努力。正是这份努力,不但培养了他对史前陶器的浓厚兴趣,更为后来的田野发掘和室内整理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梁思永赞誉:“像吴禹铭先生才算是田野考古学的正统派,着重田野考古而轻视故纸堆中的研究。”

  

  负笈游学 上下求索

  

  凭借在城子崖遗址发掘中的出色表现,吴金鼎得以进入史语所考古组工作,不但参与了安阳殷墟的第四次发掘,还撰写了部分发掘报告。城子崖遗址和安阳殷墟在中国史前考古史中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幸参与这两个遗址的发掘,对一个考古学家来讲,可谓生逢其时。

  吴金鼎与时任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为山东老乡。傅斯年对吴金鼎的学术成就非常赞赏,并全力促成了他的留学事宜。1932年,傅斯年致信教育部:“本所最有成绩的助理员中,有吴金鼎一员,山东籍,研究历史学民族学等,其著作之已刊者有《山东人体质之研究》等,待刊者有《历城龙山城子崖发掘报告》等,此项已刊著作,甚受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称许,确是中国最近之科学精作,其待刊之件,所关尤为重要,所有本院与山东省政府合组古迹研究会之发掘工作,由其经手办理,卓著成绩。似此专家之才,苟得再在国外先进之学术团体中加以培植,后来成绩必更无可限量。惟本院限于经费,无派送留学之机会,而该员籍隶山东省。近颇有公费留学缺额待补,如能由院函致教育部转饬山东教育厅查照情形,酌量办理,亦助成人才之道也。”在傅斯年的百般努力下,吴金鼎终于递补了山东省教育厅的公派留学名额,得以在1933年偕夫人王介忱远赴英国攻读考古学博士。

  

傅斯年就吴金鼎出国留学一事致教育部函 

 

  留英期间,吴金鼎与夏鼐同在伦敦大学学习,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实,两人最初结识是在安阳殷墟,一见面就有“相见恨晚”之感。夏鼐在日记中记述:“吴禹铭前来参观,与之谈及出国以前之预备及出国后之一切情形。承其详细指导,如治装、领护照、定舱位,及伦敦之衣、食、住与学校情形。”归国后两人又在史语所共事,他们的交往在《夏鼐日记》中有多处记载。

  吴金鼎自东向西跨越了欧亚大陆,这一段海外留学经历不但训练了他的科学思维模式,更为之填补了外国史前考古的空白。留学期间,吴金鼎曾跟随埃及考古学泰斗皮特里在中亚的广大地区进行多次发掘工作。留学期满时,吴金鼎正在埃及进行发掘。傅斯年再次出面,致信山东省教育厅,为吴金鼎请求延长留学一年。在促成吴金鼎海外留学一事中,傅斯年对人才的珍视与培养可见一斑。吴金鼎不负厚望,于1937年顺利完成博士论文《中国史前陶器》,在取得博士学位后很快回国投身考古事业。

  

  从容安居 不废研求

  

  回国后不久,正值抗战爆发,吴金鼎随史语所西迁,食物仅够果腹,局势动荡不安,生活条件和学术研究氛围一落千丈。即便身处如此困苦的环境,吴金鼎也从未停止对学术的追求。西南边疆问题成为当时的学术“热门”,史语所组织了多次田野调查和发掘,每次发掘中都有吴金鼎的身影。

  1938年年底,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及中国营造学社联合组建“苍洱古迹考察团”。团长吴金鼎带领王介忱和曾昭橘等人在大理和洱海一带从事田野调查和发掘,最终完成了《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此次考古活动在抗战时期的西南地区历时最长,范围最广,发掘最多,不但揭示了西南地区的史前文化序列,还记录了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人文风俗,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时至今日,此次发掘仍是西南地区史前考古的典范。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发掘成员中有两位女性,这是女考古学家首次在中国从事田野发掘。

  1941春,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及中国营造学社组建川康古迹考察团,吴金鼎再次出任团长。此次考古的最大收获是探明了900多个汉代崖墓,并发掘了其中的70余个,对每一座发掘的墓葬都制作了详细的勘测记录,绘制了完整的图纸。在其中一个墓葬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块“秘戏图”画像石,表现的是人类的男欢女爱,这是研究汉代社会生活习性以及风俗习惯极为重要的史料。对于如何处置这块画像石,当时意见不一。有人认为应该将其留在原地,以免破坏文物的完整性。考虑到当时保守的民俗,吴金鼎决定将这一块画像石凿下带走。后来,此处墓地被破坏殆尽。当时持反对意见的团员对吴金鼎的前瞻性表示钦佩。正当考古工作深入开展时,抗战进入了最激烈的时期,考古经费极为有限,条件越发恶劣,吴金鼎依旧坚持工作。

  1943年春,史语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与四川省立博物馆联合组建琴台整理工作团,吴金鼎又一次出任团长,带领团员开始永陵第二阶段的发掘整理工作。此阶段工作历时6个月,探明了永陵的墓道及地宫,还清理了前室和中室,判定其年代下限为唐末五代。田野考古中不断发现的文物史料,使得中国在史前时期和汉代等时代的相关研究取得了新的成绩,对中国新史学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成绩斐然 英年早逝

  

  1944年3月,43岁的吴金鼎决定投笔从戎,傅斯年再三挽留也没能改变他的心意。抗战胜利后,他又接受了齐鲁大学的工作邀请,大部分时间都被学校的日常事务占据,无暇从事学术研究。1948年9月,吴金鼎因病逝世。吴金鼎为什么突然离开史语所,虽然猜测纷纭,终究不得而知。他一生中真正从事考古的时间只有20年,许多研究专著尚付之阙如,令人惋惜。

  抗战时期,正值国内的考古学发轫之际,吴金鼎多次担纲重任,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任务。夏鼐先生说:“在中国考古刚刚发轫的时代,像吴金鼎这样正统派的田野考古学家,尤为需要,只有多做田野工作,多发现新材料,然后才能进一步做切实可靠的综合工作。”《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称吴金鼎是最有成就的现代考古学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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