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与西安事变

          

  文/孺子牛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消息一出,举国哗然。南京政府内部顿时群龙无首乱成一团。且不说党政大员各怀鬼胎,最着急的就要数他们的特务组织首脑了。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抵达陕北后,戴笠就派特务在西安组建了“特务处”西北区和西安站,由马志超任西安站站长,表面职务则是西安警察局长。马志超是个头脑简单的粗人,他担心对付不了张学良、杨虎城,成天向戴笠诉苦。戴笠鼓励他说:“警察局长最容易干,只要会坐汽车、会吃大餐,就干得来。”其意是只要用好手下内外两个下属督察长和侦缉队长,自己就可以轻松过日子了。戴笠还说:“杨虎城智慧很差,野心却很大,最靠不住,你要特别留意。”马志超到西安后,除逮捕了几个共产党外,对杨虎城的监视工作却因杨秘书宋绮云的严密防范而毫无进展。

 

戴笠

 

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传记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其实,对于当时在西北地区业已形成的张、杨二部与中共的秘密抗日合作“异动”,戴笠和他的特务处已有所耳闻,但苦无明确的证据,一时被疏忽了。

  事变前夕,戴笠潜伏在东北军内的特务、67军副连长张华先发来一份情报,报告了张、杨二部与中共红军的《君子协定》,特务处负责军事情报的刘培先立即报告给了戴笠。戴笠综合北平宪兵司令部来的同样消息,向蒋介石作了报警。蒋虽有所觉察,但他决没有想到张学良、杨虎城会这么快贸然对自己下手,于是按计划来到西安,并照样毫无顾忌地对张学良“痛斥”一番。

 

张学良(左)、杨虎城(右)

 

  12月12日当天,正在广州处理缉私问题的戴笠便收到了来自特务处西安站站长江雄风的急电,报告发生了紧急情况。戴笠闻之深感事大,立即飞回南京应对。

  虽然身为著名的特务头子,但戴笠也没遇到过“领袖被抓”这样的突发事件。他略作思考,立即去求见了南京政府负责军事指挥的何应钦和忠于蒋介石的秘密团体“复兴社”的将领,而后,又心生一计,与蒋介石的亲属宋子文和宋美龄等人取得了联系,但他们的态度意见各不相同,戴笠只好又回到特务总部。他得知西安站站长马志超已保命逃跑,组织全部瓦解,于是立即采取措施补救,派人携带秘密电台去潼关,准备利用邮车掩护进入西安,搜集情报,营救蒋介石并对东北军进行策反。

 

  戴笠当时的心情是深感自己失却了“保卫领袖”之责,很害怕被惩办。而许多黄埔同学也纷纷打电话来质问他:“你负特种工作的责任,为何使校长受此危险?”“校长如有不测,我们将找你算帐!”这给了他巨大的压力。

  无奈中,戴笠又赶到南京慧园里参谋业务训练班去找手下大特务余乐醒商量,并把因内斗被关押的大特务周伟龙、王天木释放出狱应付危机,特务处的骨干郑介民、梁干乔也闻讯相继赶来。戴笠哭丧着脸对他们说:“如何是好?领袖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劫持了,生死难卜。我见了何部长,他主张立即对西安方面进行讨伐。见了夫人和宋院长,则认为要用政治解决,打不得。贺衷寒、桂永清等人也是主张兴师问罪。如此情况,领袖又能如何得救呢?我想亲自到西安去,最好能找到飞檐走壁的人同去,混入西安去救领袖,请乐醒兄想出办法来。”

  戴笠说完便大哭起来。大家面面相觑,无以为对。

  余乐醒流着泪说:“救是要救,越快越好。可是,飞檐走壁的人,一时又到何处去寻找呢?如今我愿随戴先生化装混入西安,再想办法。”而郑介民、梁干乔认为政治解决是空想,都主张要打。周伟龙献计要戴亲赴西安救蒋,这样才能挽回局面。看着手下意见莫衷一是,戴笠倒是冷静下来了,他说:“打吗?不打都难得救活命出来,打不是催命符吗?夫人顾虑重重,认为主张打是别有文章。自古以来,政治如果没有武力作后盾,谁又会与你谈,没有武力便是空谈。”

  他接着说:“我看,两手都要。不过,打不能真打,只能作为手段,谈是目的。只有兵临城下,张杨才能有所顾及。如果说共产党从中挑拨,我看他们目前穷途末路,作用不大。”众人听罢默然。

  12月21日,宋美龄为救蒋介石决定冒险赴西安找张学良谈判。戴笠深知失察有责,坚持随往。部下劝他要防中共与张学良的报复,戴故作慷慨地说,“委员长蒙难是我们的过失,我决定到西安随侍,此去凶多吉少,如果委员长能安然返京,我也能随侍归来,否则我死而无憾。古人说‘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我只有一死才能上报领袖下救工作的危亡,但无论如何,大家要安心工作,忠心耿耿,继续为革命工作,奋斗到底,将来尽忠救国的责任,全在各位肩上。”

 

戴笠追随蒋介石

 

  宋美龄在宋子文劝说下,同意偕戴笠飞抵西安。不料一下飞机,宋子文、宋美龄被张学良当座上客隆重欢迎接待,戴笠却被下了手枪扣押起来,关进了张寓的地下室内。他大叫要求见蒋,未被理会。

  戴笠被扣在地下室内两日,整天面壁,不见阳光,消息不灵,度日如年。他估计自己此番必死无疑,于是写下遗言:“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领袖蒙难后十二日,戴笠于西安张寓地下室。”

 

戴笠手书遗嘱

 

  延续到24日早晨,张学良终于出面见了戴笠,他出示部下要其“请速杀戴笠以绝后患”的请愿书,告诫戴要收敛。戴笠虽心中不安,但却装模作样地要与张商量“善后问题”,张学良自然不予理睬。

  最后,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多方斡旋,蒋介石接受了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西安事变终于得到了和平解决,戴笠也在蒋介石获释前一日被张学良放出,塞上飞机遣回南京。

 

蒋介石(右一)在西安与张学良(左一)、杨虎城合影

 

  12月25日,蒋介石在张学良亲自陪同下乘坐飞机离开西安,当日抵达洛阳。一到洛阳,蒋介石便要求张学良致电杨虎城,要他释放陈诚、卫立煌、蒋鼐文、陈调元等蒋的随行大员。同时,命洛阳军分校主任祝绍周致电南京,命已回京的戴笠封锁蒋介石和张学良到达洛阳的消息,并嘱咐戴笠:次日,蒋、张分乘两架飞机先后到达,命其安排警戒,并逮捕张学良。

  26日上午9时45分,蒋介石、宋美龄的专机在4架战斗机的护航下,从洛阳起飞,中午12时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随后,载有张学良、宋子文等人的飞机也抵达了南京机场。

  戴笠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派出大批特务,在机场进行了严密布控。他还向蒋提供了事变期间,南京政府内何应钦、贺忠寒等人名为挽救实欲置蒋于死地的军事行动计划等情报,蒋介石为之恼怒,从此疏远了这些“异己”。而戴笠及其特务组织因在西安事变中的“冒死赴难”表现,更加得到蒋介石的宠信。

  张学良一下飞机,便由戴笠的特务看管起来,软禁在宋子文公馆,其后被正式逮捕。1936年12月30日,南京政府组织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以“暴力胁持上官”罪判处张学良十年徒刑。1937年1月4日,蒋介石又将他“特赦”,但并不释放,而继续交由军委会实由戴笠派特务“严加管束”。30日,戴笠亲自监送张学良到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奉化雪窦寺囚禁起来,从此张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囚徒生活。直到20世纪末年,在蒋氏父子先后死去之后,才得以解除监禁移居美国。而这时,张学良已是一垂暮老人矣。

 

 

  1937年初,西安事变的另一主角杨虎城针对南京政府的企图,反对调防西北军,联络山东韩复榘等地方实力派呼吁释放张学良,撤退关内中央军,并请立即发动抗日。而此时东北军也不听命令,极力发动救张运动,“张一日不回,一日不听中央令”,矛盾有加剧之势。戴笠去劝张学良说东北军最近的举动将使他“一身当之请罪”的愿望落空,于是张致函部下及杨,劝他们服从,戴笠派人将此信送达,并加紧策反工作,使东北军缪征流、刘多基、吴克仁等两军一师表示“拥护中央”,杨部警卫第二旅张鸿远部也离杨投蒋,杨虎城部瓦解,他本人被迫出洋,东北军则调苏皖,“西安事变”的余波至此告一段落。

  比较张学良,杨虎城最后也遭到了蒋介石、戴笠的毒手。他在1937年3月29日被蒋招去南京见面训斥,并命令卸职出洋,赴美“考察”。在杨虎城准备出国之时,蒋介石授意特务两次找到杨的私家仇人后代,欲以“报私仇”的名义暗杀他,都被拒绝,但蒋并未善罢甘休。全面抗战爆发后,杨虎城以报国之心要求回国参战,蒋介石开始拒绝,但他在接到苏联方面有关杨虎城准备转道苏联回国的消息后,深恐杨回到西北给他造成新的麻烦,于是又起杀心,他通过宋子文电复,要杨“自动返国”,并派宋专程到香港来接。11月26日杨虎城抵港,宋向他转交了蒋的电报:“派戴笠迎接,到南昌相见”。同时,杨虎城还接到戴笠从长沙的来电,约他至长沙后再赴赣见蒋。

  1937年11月30日下午,杨虎城由香港飞抵长沙。可戴笠留下一张便条让杨去武昌找他。当晚杨虎城又上火车从长沙赶赴武昌。12月1日午后,杨虎城乘火车抵达武昌车站,被戴笠率众“迎接”,从此落入军统魔掌。

  12月2日,杨虎城由戴笠陪同乘飞机去南昌。据军统大员沈醉回忆:“当杨启程返国消息传来,蒋立刻电召军统首脑戴笠去南昌,当面指示办法。戴笠回到武汉,马上命令军统特务队长李家杰,在特务队中挑选了便衣警卫二十余名,经戴笠一一亲自点名传见后,由李家杰率领先往南昌布置。同时蒋介石还加派宪兵一连,共同负责担任押解和看守杨的工作,以免发生意外。”

  杨虎城一到南昌就被这些便衣警卫和宪兵完全管制起来,失去了自由。后多经辗转押到贵州。戴笠怕杨虎城的西北军可能前来劫狱,便下令寻找地方单独囚禁杨。他的部下周养浩发现离息烽县城十多里的高山上有个玄天洞,请戴笠上山去察看。玄天洞是个天然大山洞,有十多丈高,里面有一所道士观,终年不见阳光,阴暗潮湿,只有一个洞口可供出入,此地交通闭塞,一到里面,就如同到了另一个世界。戴笠看了极为满意,于是下令在附近修建特务队和宪兵居住的营房,将杨虎城将军及其家属移禁在此。

  1949年9月17日,在面临全局崩溃的前夕,蒋介石亲自指使保密局特务周养浩,叫他利用杨虎城将军在息烽与他熟悉的关系,把杨骗到重庆,令特务杨正兴、熊祥等用匕首将杨虎城将军杀害于重庆松林坡“戴公祠”内,同时被残酷杀害的还有杨虎城将军的家属和随员。

 

  杨虎城将军殉难处

 

  蒋介石曾当面对杨虎城说过:“我向来对人宽大,不记旧怨,你们全知道的,不必多说。”但杨将军一家的遭遇证明,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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