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太虚与佛教的抗日救国

          

  文/含章

 

  在近代中国的抗战史上,曾出现过这样一支鲜为人知的队伍。他们秉承佛教信仰,身着佛门短衫,高举“佛”字大旗,或杀敌于前线,或救援于后防,或出访于友邦,与所有为国献身的中华儿女一道共赴国难,而被后世尊为民国“四大高僧”之一的太虚法师则堪称其中的领袖楷模。

  释太虚,法名唯心,字太虚,1890年生于浙江海宁。自幼与外祖母相依为命,早岁出家,后求学于杨仁山居士所办祗洹精舍,在接受佛门思想的同时,也受到了当时社会新思潮的影响,故而逐渐形成了其佛教救世主义理想。

 

  

太虚法师昔年旧照

 

  太虚法师投身抗日救国,始于1928年日军制造的“济南惨案”。消息传来后,他便致电日本佛教联合会,要求他们向日本当局施加压力,早日撤兵。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又发表《为沈阳事件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严厉谴责了日军的侵略行径,呼吁全世界的佛教徒联合起来反对侵略战争。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他更接连发出了《告全日本佛教徒众》和《告全国佛教徒》的通电,要求日本佛教徒以佛教“和平止杀”的精神,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同时号召全国佛教徒奋勇护国、共赴国难。此外,他还先后于不同场合发表了《佛教的护国与护世》《劝全国佛教青年组织护国团》《发扬中国文化与佛教以救国救世界》《降魔救世与抗战建国》《服务国家宣扬佛教》等多篇通电、演讲和文章,号召全国佛教徒积极投身抗日救国运动。

 

 

1940年6月7日,太虚法师在《大公报》发表《佛教与国际反侵略》

 

  根据1933年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兵役法》和1934年训练总监部的相关规定,僧道尼姑均应按适当年龄,服国民兵役。当时全国的国籍僧人大约有四十余万(不含女尼),可算得上一个重要的兵役来源。然而按照佛教的戒律,第一条便是戒杀,若要组织僧人直接上前线杀敌,其实是多有困难的,借故推脱甚至集体逃兵役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都普遍存在。

 

 

1940年6月,湖南常宁县佛教分会僧明清呈请依法对于国籍僧人免服常备兵役

 

  虽在大乘佛教中早有“以杀止杀”、“慈悲为本,方便为门”的传统,太虚法师“佛必降魔,方能救世;僧应护国,乃可安禅”的教导也确实激励着部分爱国僧人走上战场奋勇杀敌,但如何才能将更多的僧众和佛教信徒团结到抗日救亡的阵营中来,才是太虚法师着重考虑的。最终,太虚法师与中国佛教会多方协调,基本确立了佛门弟子以僧众救护队的形式参加抗战的变通办法。

  全面抗战开始后,太虚法师便立即在重庆建立了一支僧众救护队。他主张道:僧众救护队应作为国民一份子和出家佛教徒两种身份入世救国,僧众救护队的服装形式也要有别于军队,应以僧人常着僧短衣,令人一见即知为僧伽组织。在1939年8月出任云南僧众救护队总队长时,他更明确要求队员们“能以大慈大悲的佛教立场,用勤劳刻苦、勇猛无畏的精神去做救护工作,使其能超过其他救护队的工作,超过一般国民的服务精神;要用这样的服务精神去服务国家,显扬佛教。”在太虚法师的带动下,全国各地的僧众救护队如雨后春笋般接连成立,几十万佛门弟子参与其中,为抗日救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重庆慈云寺“僧侣救护队”集训

 

  此后,太虚法师还应国民政府之请组建佛教访问团,以佛教访问的形式出使东南亚各佛教国家,成功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欲全面封锁中国抗战的企图。

 

1937年,冯玉祥为太虚法师题词

 

  自抗战伊始至抗战胜利,太虚法师始终坚持不懈地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鼓励并亲自组织了多种形式的抗战,领导广大佛门僧俗弟子积极参加抗战,可谓功勋卓著。1946年1月,被国民政府授予“抗战胜利勋章”,翌年3月,太虚法师积劳成疾,圆寂于上海玉佛禅寺,享年59岁。国民政府特颁嘉奖令以彰忠哲,给予高度评价:“释太虚精于哲理、志行清超,生平周历国内外,阐扬教义,愿力颇宏。抗战期间组织僧众救护队随军服务,护国之忱,尤堪嘉尚”。

 

 

1947年6月16日,国民政府为太虚法师颁发褒扬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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