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反腐第一案

          

  文/亚丁

  

  都死到临头了,王治馨还以为这只不过是一场梦。实际上,这位47岁的中年人正是在睡梦中被绑赴法场的。从1914年6月27日被捕,到大理院审判、宣判,直至10月23日半夜执行,只有短短4个月不到,这可不就像是一场噩梦!

  按说王治馨也是死过一次的人,他在前清时就曾因贪污案发被上司下令斩首,经人多方说情方始幸免。其后,王攀附上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追随其投身警界,一路官运亨通,直至成为首任京兆府尹,也就是第一任北京市长。不曾想德胜门外刑场的一声枪响,宣告他又荣膺一个“第一”——第一个因贪腐被处决的民国省部级高官。据说王死后,袁世凯特批给其家属治丧银1000两,表示不忘旧情。因此坊间纷传袁是借王的脑袋,为他整顿吏治祭旗。袁大总统一出手,曾经逃脱砍头的王市长再怎么“狡甚,行隐迹晦”,也终于逃不过那颗迟来的子弹了!

  

   

    

  只是,这颗子弹是不是像它表面看起来那样正义呢?

  要想解开这桩民国反腐第一案的谜底,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1912年3月,北方大地乍暖还寒,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从南京迁至北京,史称民国北京政府或北洋政府。这个政府的政治架构和法律体系虽说开始向西方转型,但尚不完善。各级官吏违法渎职的情况日益增多,利用职权卖官鬻爵、贪赃枉法的各种丑行屡见不鲜。深谙封建官场旧习的袁世凯这样形容当时的大小官吏,“或偷懒旷官,或瞻循误事,或奢靡害俗,或嬉游耗时”,如不及时整治,危害甚烈。

  

  

  

  于是,一个专用于反贪的机构——肃政厅(平政院下设)应运而生了。从1914 年3 月成立至1916 年6 月裁撤,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这个头目被尊为“都老爷”的机关,查办了400多个大案。其中影响较大的便是文首提及的京兆尹王治馨纳贿贪赃案。该案办理速度之快,涉及关系之广,成为民初的奇案大案,却也依稀可辨幕后的那只看不见的手。

  前文说到,王治馨原本就有贪赃受贿的恶习,并没有因为到了民国就有所改观。在京畿最高长官——京兆府尹任上,他越发地肆无忌惮了。京兆府当时所辖24县,除一个县令因有强大后台未向王行贿,其余23个县的县官每人都向其“孝敬”,每笔都在几千两,其赃款共达5万两以上。如此大规模的受贿,即使在清朝200余年间也是鲜有所闻。此外他又买卖官职,明码定价,第一等县为5千两,二等3千两,三等2千两,影响恶劣。据说王治馨贪得无厌,且生性狂妄,在一次宴会之上,和一名肃政史官员聊天,谈兴所至,竟然逞一时之快谈及自己贪赃纳贿的各种情由,丝毫没有顾虑对方的身份。然而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这位肃政史官员随即展开调查,并对王进行弹劾。王治馨闻其恶行败露,迅速将有关证据毁灭殆尽,导致此案久悬不结。后来经肃政史调查簿记,又查出王治馨委托一家商号代办税款等违法事实,于是又提出纠弹,此案后交司法部,终于水落石出,王无从解释,锒铛入狱。

  

    

  北洋政府档案里有关京兆府尹(即顺天府尹)王治馨被法办的记载

  

  由于王治馨在警界的广泛人脉以及与赵秉钧的密切关系,在他被捕之后,许多人为之求情,请求袁世凯“念旧部之谊,贷其一死”。贪赃纳贿,本是晚清和北洋官场上司空见惯的事,但对于惩办王治馨一案,袁世凯却很有决心。在外界看来,他是要拿王治馨开刀,祭奠其为整饬吏治而打出的反腐大旗,其实内幕真相远不止如此,中间还掺杂了王治馨与袁世凯的私人过节。

  那是1913年3月20日,国会中反对党领袖宋教仁倒在上海火车站月台的血泊中,一时舆论哗然,指斥袁世凯、赵秉钧为幕后元凶。袁世凯自然加以撇清,真假莫辨之际,王治馨在不同场合发表了不合时宜的谈话,声称宋教仁之死,赵秉钧不应该负责,应另有其人。此言一出,好像是为赵辩解,但实质却是将嫌疑指向了袁。王治馨竟敢怀疑袁大总统,他也真是活腻了。

  于是,袁世凯收到肃政史呈上的王治馨贪渎报告后,如获至宝。马上批复,由大理院开庭判决,处以死刑。从判决到执行,没超过24小时,办理之神速,前所未有。

  

  

  民国警察执行枪决

      

  从民国反腐第一案我们可以看出,北洋政府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在反贪腐的制度、措施和实际行动中,确有一些作为。但是,在这个社会大转型的时期,民国总统的独裁权力却不断增强。虽有国会的存在,但自袁世凯起,面对历任军阀总统刻意构架的体制所形成的绝对权力,却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够对其有所约束。这注定了自袁以降,整个民国的反贪污腐败都患上了“重症肌无力症”——一种慢性的自身免疫系统疾病。开始还想重拳整治,接下来也还有那么一些力度,直到渐渐疲软,任由中西腐败手段相融合,无能为力也。其关键一点,还在于这些军阀头目自身不“硬”,又如何能担当起“打铁”的角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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