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范:杰出的抗日劳工领袖

          
  文/刘楠楠
 
  1905 年6月12日,上海老北门城红桥附近的一户朱姓普通职员家诞生了一个新生命,因排名第七,乳名为“七官”,学名为朱屏安。他是第一个站上世界工会演讲台的中国劳工代表、“国民外交家”,曾为争取国际工人援华抗战、参加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奔波于欧美之间达8年之久;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和卓越的领导人;他是新中国成立后首任邮政部长,为中国邮电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就是杰出的抗日劳工领袖朱学范。
 
  20世纪初的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广大劳苦大众仍在生命线上挣扎。1911年,6岁的朱学范开始上学读书,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烈火燃到上海后,只有15岁的朱学范和同学们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演讲和抵制日货运动。1920年,他在敬业小学高小部毕业后,进虹口南浔路圣芳济学堂读了一年三个月的英文。17岁时,由于其父朱寿山的失业,家中经济状况越来越困难,年幼的朱学范不得不辍学,到德国人开的啤酒行做运送工,仅仅干了一年多,就累得吐血,反而被外国老板解雇。待身体稍好一些,他就到一家经营美国货、代客装置管道工程的亚洲机器公司当了一名记账员。
  苦难的生活,让朱学范从小就深深感受到上海工人的困苦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欺压。1924年,他参加了上海邮局招录考试,被录取,成为一名邮务生。然而在邮政系统,邮政高层几乎完全由列强控制,华工工作虽然稳定,但地位低下,受到歧视。青年时代的朱学范,深刻感受到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趾高气扬、横行无忌,亲身体会到半殖民地民众的苦痛,他脑海里埋下了对帝国主义压迫、剥削中国劳工的憎恨。1925年5月,朱学范参加了五卅运动中上海邮政大罢工。此次罢工让北洋政府承认了邮务工会的存在,并承诺改善工人工资。罢工让朱学范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从此,他参加工会,并成为工会骨干。
  1927年,朱学范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担任上海邮局工人纠察队小队长,在闸北与北洋军激战。起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很快遭到血腥镇压。面对白色恐怖,朱学范不甘屈服,他努力探索中国劳工运动的道路。为了保存工会,维护工人的利益,取 得工会的合法地位,他加入国民党;为使邮务工会在租界打开局面,他拜杜月笙为先生。有了工会的合法地位,有了杜月笙的影响,朱学范可以调停工人与中国资本家的冲突,保护工人的权益,很快得到了工人的爱戴,被推举为上海邮务工会执行委员。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以及国民党政府采取的不抵抗政策,上海800多个团体、20多万人举行了抗日救国市民大会,朱学范担任大会总指挥。大会组织成立抗日救国联合会, 朱学范代表上海邮务工会,担任调查科科长,负责检查各商店抵制日货的情况。“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朱学范以上海邮工童子军训练部长的名义,召集以童子军为骨干的上海邮工抗日义勇军紧急全 体会议,号召大家国难当头,奔赴前线,为国效力,宣布成立邮工童子军战地服务团,募集捐款、粮食和药品,支持第十九路军抗战。另外,他还组织了共有50多人的上海邮工救护队,自任队长,直属中国红十字会领导。救护队冒着被炮火和飞机轰炸的危险,频繁深入火线抢救伤员。
  1933年,朱学范同赵树声、易礼容在上海工人、店员中开始组织抗日救国团体“勇进队”,朱学范担任队长,另还创办了《勇进》半月刊杂志,以进行抗日宣传。“勇进队”的主要活动,除了平时进行教育和军事训练外,还积极参加、支持中国共产党秘密组织领导的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淞沪抗战结束后,朱学范担任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并创办了大公通讯社,专门釆访罢工消息、工会活动,每天发布关于工人运动的通讯稿,使工人运动得到社会的支援。这一举措,逐渐改变了上海各报刊在租借当局的压力下不重视工人 运动报道的状况。
  1935年,中国劳动协会成立,作为主要领导人之一,朱学范在组织劳工群众进行合法斗争的同时,还与协会内部代表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工贼进行不屈的斗争。在斗争实践中,他不断探求中国劳工运动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特别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给他以深刻的启示,从而使他自觉自愿地接近中国共产党。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朱学范参加了组织工人抗日武装的工作,担任苏、浙、皖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第三支队长。“八一三”上海抗战坚持了3个月,军队西撤后,第三支队解散,朱学范去了香港,后转往武汉、重庆。他以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和中国劳工代表的身份,满怀爱国抗日的热情,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奔波于欧美各国,为争取国际工人援华抗日做了大量的联络和宣传工作。
  严酷的斗争锻炼了朱学范。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他努力学习英语,最终能用熟练的英语与外国人交谈。他是中国劳工代表中第一个会讲英语的人,也是第一个被选进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的中国工人,同时又是中国劳工代表中任期最长的一个,成为杰出的“国民外交家”。
  在抗日战争开始时,欧美各国工人中 有相当多的人对中国是否能坚持抗战产生怀疑。1938年6月,朱学范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二十四届国际劳工大会,带去了抗日战争新闻片,放映给各国代表观看。 当各国代表看到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对无辜平民进行残暴的大屠杀的纪录片时,大多数代表义愤不已。他还得到了中国国际图书馆馆长胡天石的帮助,在该馆举办中国抗战摄影展览会,观众踊跃,展览持续了3个星期。朱学范在劳工组织开会的第一天,向各国代表呼吁:各国工人应当联合起来,采取有效行动,制止日本侵略,援助中国抗战和救济中国工人。他流利的英文及精彩的发言,给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得到很多国家劳工代表的响应。对于战争造成的大量难民流离失所,朱学范积极向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申请成立难民技工训练班,实现难民教育与实业抗战相结合。
 
  1939年9月,朱学范出席在苏黎世举行的第八届国际工会联合会代表大会和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二十五届国际劳工大会,之后回到重庆,与周恩来同志会晤,就劳动协会与边区工会公开合作并共同开展国际活动等问题交换意见。这次会晤后不久,中国劳动协会在重庆召开第二届年会,朱学范当选为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在他的主持下,年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加入中国劳动协会为团体会员的决议。由此,中国劳动协会成为了国共两党工会的公开合作机构。这就为抗日战争 胜利后,解放区工会冲破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封锁,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出席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工会代表大会创造了合法的条件。
  1941年10月,中国抗日战争处于严重困难时刻,国际劳工组织在纽约召开非常会议,朱学范在大会上发言,强调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中国的抗战和欧洲的抗战是同一战争的不同前线,敦促各国加强援华抗战力量。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朱学范一时不能回国,就在哈佛大学进修。不久,美国劳联和产联两大工会派人到哈佛大学告知朱学范:美国工人决定援助英国、苏联和中国工会,向中国工人每年捐助66.6万美元,并且有意委托中国劳动协会受理此项捐款,用于举办工人福利事业、帮助沦陷区的技工迁到内地。朱学范立即表示非常欢迎和愿意接受美国工会的委托,并感谢美国工会对他的信任。为此,他中断了在哈佛大学的学习,回国进行具体筹划,成立了美国工界援华基金监事会,由爱德华、章元善和朱学范3人组成。
  从1943年起,中国劳动协会利用美国工人捐款,以重庆地区为重点,在西南、西北几个主要城市兴办工人福利设施,在邻近沦陷区的地点设立内迁技工招待所,受到援助的技工有9500多人。在重庆地区陆 续开办了劳工文化技术补习学校49所,朱学范兼任总校长。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2月,在英国伦敦举行了世界工会代表会议。大会的主持者就战后对德国的处置、和平组织、损失赔偿做了论述。朱学范认为,战后对日本要有特殊措施。为维护中国人民和中国工人的利益,他提出:一、日本从中国强占的全部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都应归还中国;二、日本天皇也要受到审讯和惩罚;三、日本必须对中国做出相应赔偿;四、彻底改革日本教育,改变日本民众对战争的错误认识。他的发言受到了大会的重视。10月,世界工联成立大会在巴黎召开,在朱学范的一再力争下,中国解放区工会和中国劳动协会组成的中国工会统一代表团出席了大会。朱学范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与其他主席团成员一起轮流主持 会议。在这次大会上,朱学范当选为世界工联副主席、执行委员,大大提高了中国工会在国际上的地位。
  朱学范同志的一生,经历了中国人民崎岖坎坷、饱含艰辛的屈辱历程。他从一名普普通通的邮政工人,成长为中国工会卓越的领导人,他为中国工会的团结和统一、为中国工会走向世界付出了大量心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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