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罗 娟）

　　幼秉家学 笔耕不辍屡出精品

　　朱偰出身书香世家，父亲是大名鼎鼎的一代文史大家朱希祖，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中山大学及中央大学等校的教授。朱偰从孩提时代起便受到来自家庭的国学、史学熏陶，熟读诗词歌赋，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

　　1919年，朱偰进入北京第四中学，学习德文。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政治学本科，1929年毕业时赶上国民政府为培养人才选送留学生出国深造的机会，朱考取了德国柏林大学研究生班，攻读经济学兼修哲学和历史。1932年夏天，25岁的朱偰顺利拿到博士学位，回国后不久即受聘为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第二年便成为系主任。两年后，其父朱希祖也从中央研究院返回南京，受聘来到中央大学，担任史学系主任。父子同为一校系主任，一时传为佳话。

　　这个时期的朱偰意气风发、兴趣广泛，教书之余，笔耕不辍，发表了多篇财政、经济、金融方面的鸿文，出众的才华逐渐引起轰动。“八一三”日寇进攻上海后，应财政当局之请草拟战时财政计划，提出“以租税支持公债，公债保证通货，防止通货膨胀，以筹措战费”的设想。1938年12月4日，他在重庆的中国经济学年会上发表演说，力主维持法币，稳定汇价，以安定金融，加强抗战力量。国民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会后即派员邀聘他为财政部兼任秘书。由于他博学多才，举凡政治、经济、文学、历史，从古到今无所不包、无所不言，写就了大量文章，政治时评论述精辟、掷地有声，文艺创作情真意切、笔下生花，考据力作见解独到、脍炙人口。

　　或许并不满足于做一名经济学教授，抑或是受家学熏染，除了在书房中读书吟哦、舞文弄墨，中国传统文人的乐山乐水、诗意人生也是年轻的朱偰所向往的。在1933年《东方杂志》的征文中，他如此描述自己的来年计划“第一是漫游，第二是著书”。于是，在教书之余，他行走祖国大江南北，在游历了大好河山和名胜古迹之后，文思泉涌、诗兴大发，先后写出了《行云流水》《汗漫集》《入蜀记》等游记作品。

　　钟情考古 艰苦创作矢志不渝

　　在朱偰先生所有的力作里，属考古方面成就斐然。原因之一是家庭熏陶、能继父志，二是钟情文物、兴趣使然，三是文人“为国为家”的使命感。其父朱希祖嗜爱藏书，更喜收集古籍，对明清珍刻、宋季野史、南明史籍、地方志乘、抄本秘籍无不搜求；他倡导新史学，主张“文献与古物相结合”以治史。朱偰幼受庭训、浸淫日深。自从来到南京，朱偰便被其宏大的气魄和深邃的人文历史深深吸引。他认为“历史悠久，古迹众多，文物制度，照耀千古者，除长安、洛阳外，厥推金陵”，“文学之昌盛，人物之俊彦，山川之灵秀，气象之宏伟，以及与民族患难与共、休戚相关之密切，尤以金陵为最”。朱希祖在应聘为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移居南京后，授课之余，赴南京郊外做古迹调查。受父亲影响，朱偰对南京的风物古迹也开始进行研究，沉潜其中，乐此不疲。

　　20世纪30年代，恰逢国民政府在南京大兴土木、大力建设新首都，街道改筑，房屋改建，地名改名……此时的朱偰隐隐看到了历史古迹即将面临浩劫的端倪，“新都之气象，固日新月异，然古迹之沦亡，文物之澌灭者，乃不可胜计。余深惧南都遗迹，湮没无闻……”。事实果然不出所料，“那些造型生动、雄浑简练的六朝石刻，或湮没于荒草，或破碎于农田，而文物管理部门竟听之任之，使其日趋散失零乱，乃至消灭无存”。朱偰对此心痛不已、感慨万千，“可惜我国自己的宝藏，自己却不知存在，一任风吹雨打，霜雪剥蚀”。为了督促政府，也为了给后人留一点记忆，他决定趁此机会对南京的历史遗迹系统地考证整理一遍，“使此重要工作，不落在外人手中，个人财力固然有限，但愿尽力而为”。

　　自1932年开始，朱偰便在授课之余，带着他从欧洲留学特意带回来的一架德国产双镜头相机，对南京的地面文物进行实地考察、测量、摄影。如果历史可以重现，我们一定能够经常看见一个中等身材的年轻人，扛着一架那个年代并不多见的德国照相机流连于金陵城的大小古迹之间。

　　调查的范围很广泛，他跑遍了南京周围广大城乡，东至丹阳，西至当涂，南到湖熟，北及浦镇。举凡南京古代城郭宫阙、陵寝坟墓、玄观梵刹、祠堂梁栋、园林宅第，一一实地考察，无不遍览。拍摄和测量的过程曲折而漫长。授课之余，早出晚归，既是摄影师，又是测量师、绘图师，查找资料，撰写文字，日夜辛劳。有一次，他独自一人披荆斩棘登上紫金山最高峰，下山时“天已深黑，幸有新月一弯，送我归程……须臾出孝陵旁，夜色中翁仲对立，黑影憧憧，在花草蟋蟀之间，更觉神秘，蛩声唧唧，如话兴亡”。有时候到一些偏远地方还要骑马，在当地的客店投宿，如遇天气突变，摄影不成，或时间不够，测量不完，下次再去。拍摄文物古迹时，有时候会遇到宪兵，被怀疑在拍摄军事目标，有间谍嫌疑，所拍照片和片匣便被没收。“余考南都古迹，厄于宪兵者屡矣。”他感慨道:“夫士既不能执干戈而捍卫疆土，又不能奔走而谋恢复故国，亦当尽其一技之长，以谋保存故都文献于万一，使大汉之天声，长共此文物而长存。”

　　力作频出 开国元勋慕名邀见

　　实地考察工作持续了四年之久，苍天不负有心人，1936年他完成了《金陵古迹图考》。随后，为便于比对，他又从三年所拍的2 0 0 0多张照片里精心选择了317张，配上中英文介绍与诗作，编成了《金陵古迹名胜影集》，一图一考、相辅相成，图文并茂、相得益彰，是系统介绍南京古文化遗存的著作。在《金陵古迹图考》的后记中，他这样写道：“设余之著述及图版，能引起社会注意，进而督促政府…… 使先民文物得以保存而不坠，则固民族文化之大幸。设不然者，南京竟变为完全欧化之都市，虚有物质文明之外表，则吾之图考将永成历史的记载……”拳拳之心，溢于言表。他以一介草民的实际行动，捍卫着一个城市的历史尊严。

　　在其父调研六朝陵墓的基础上，朱偰另以六朝陵墓摄影百张，写成《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有关金陵考古的三篇力作相继出版，为研究南京历史文化奠定了基石，也获得了各方好评。叶灵凤在他的《朱氏的〈金陵古迹图考〉》一文中写道：“今人谈南京六朝沿革和古迹名胜的专书，不能不首推朱的两种著作：一是《金陵古迹名胜影集》，一是《金陵古迹图考》。两书都是在1936年左右出版的，一图一文，图片有300多幅，文字有20余万字，相辅而行，互相印证。对于南京残存的古迹名胜，做了实地的调查报告，非常相近，而且翔实可靠，纠正了前人沿用旧说的许多错误。朱氏并不是金陵人氏，他侨居异地，能脚踏实地地完成这样的著作，实在难能可贵。”

　　《金陵古迹图考》等力作当年不仅在国民党统治区广为流传，并且迅速传到了陕北延安。刘伯承将军在延安时就曾读过朱的著述，留下了深刻印象，很想与作者见上一面。新中国成立后仍念念不忘，于是，在1951年9月，刘伯承和陈毅特意派人去南京大学邀请朱，见面后相谈甚欢，并一同乘车登清凉山、紫金山，参观南唐二陵。在朱偰的精辟解说下，刘、陈二人满载而归。两位新中国的领导人、战功赫赫的开国元勋如此钟情和珍爱金陵古迹，也给了朱偰很大的鼓舞。将军与教授一起凭吊古迹也为后人留下了一段将军与教授相知交往的文坛佳话。

　　斯人已逝，但他留下的是光彩夺目的精神财富。如今，朱偰著述的包括上述三篇“图考”系列力作在内的考据作品，长久以来均为收藏界青睐。鉴于“图考”在南京乃至中国古迹遗存保护中的作用，中华书局在2006年再版了《金陵古迹图考》和《金陵古迹名胜影集》。

　　作者单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责任编辑：田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