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中国政治生态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突出表现为从“地域观念”向“职业观念”的转变。传统士、农、工、商四民社会解体，新的城市职业群体和集团力量涌现，基于地域因素选举产生的议会制度难以应对并进行吸纳。欧洲大战之后，受西方改造代议制思潮的影响，“职业代表制”成为中国各派政治力量改造北洋政府腐败政治的重要手段。在建国问题上，孙中山始终坚持“革命程序论”，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又提出“以职业团体为基础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那么，如何看待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中关于宪政阶段国民大会由地域代表制产生之方式与基于职业代表制的组成国民会议原则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仅成为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各派系斗争的政治遗产，也牵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政治之大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会议”与“革命程序论”作为孙中山遗教而被贯彻落实，“职业代表制”亦写入相关法律文件，进入实践阶段。但是，职业代表制的运作成效如何，是否存在操控、收买 , 抑或该制度在中国尚缺乏适宜之土壤？从根本上说，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看不出其与工业化和民主化之间存在着正向递进的变量关系。